感言叔父的长信散文

　　去年8月1日，我收到大叔发自贵阳的一封长达5万字的信，信前列有《信的条文检索》，共列17项数小项，皆标有页码。这封从3月29日夜晚开始动笔的书信，到7月17日午夜1时40分完成，共历时3个半月之余，先后共书写了58次，几乎每次停笔都是夜半或天明。这些在信内都有记载。

感言叔父的长信散文

　　我作为72岁的侄儿，读罢84岁的叔父的长信，真是感慨万千。大叔是抗日的老干部，离休以后，打门球、学篆刻、攻摄影，还要博览群书，几乎天天都要挑灯夜战，忙得不亦乐乎。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大叔对我这个“老侄”，始终如严师般地关怀教诲。就拿这封长信的第八节，他标有“肇庆之‘高’是高要，而非江苏之‘高邮’，相隔几省数千里，两相混淆不对头！”来说，那是指我的新书《曲洪智作品选》中的一篇散文《故乡的山》而言的。

　　我每发表一篇文章几乎都寄给大叔看，而大叔总能找出一堆毛病。诸如“磨道里的驴听喝声”中的“喝”应为“哈”、“轰堂大笑”中的“轰”应为“哄”等等。经过查对，他挑出的所有毛病都是“铁证如山”，让我十分信服。当《故乡的山》在报刊上一发表，我照样寄给了大叔，大叔回信照样指出了一些毛病，其中最为关健的是，我在文中记述家乡一位古人曾任“广东肇高廉罗（肇庆、高邮、廉州、罗定州）道按察司副使---道台。”当时大叔在回信中指出“高邮”乃“高要”之误时说：“‘高邮’远在江苏省长江以北的扬州地区，清代的‘扬州府’，而‘肇高廉罗’均在广东省，其中之‘高’指的是‘高要’。”并以他查证的许多书目为证。可事隔几年，我早把此事忘到脑后，去年新书出版时，仍以“高邮”出现。大叔看罢新书，可以说是“勃然动怒”！在这封长信中说：“经查找当年我给你去信的底稿及侄2005年11月15日写来的回信，其中有‘……如果有机会出书，将根据大叔提供的资料充实《故乡的山》一文’云云。可既然勘误信收到了，侄也作了上述回应，何以又让谬讹在后来出书中故地‘登场’呢？”为了证实这个“‘一粒鼠屎毁了一锅汤’、‘一泡鸡粪坏了一缸酱’的决非一个‘白’字的小错，”大叔又连夜查阅了台湾版繁体字精装40册的《中义大辞典》、上中下3册的《辞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中关于“高邮”、“高要”的章节。“通过以上认真查证，更可斩钉截铁地断言：‘高要’跟‘高邮’毫不相干，把‘肇高廉罗’之‘高’大错特错地扯到一起，纯属无稽之谈！诚望吾侄今后参考使用即使正规出版的素材资料，也要动动脑筋，识真辨假，以免上当。”

　　大叔为使我纠正“让人笑掉大牙”的大错，尽速回收“高邮”之害，他在长信中建议：“请侄即速把《作品选》中的文章，亲自聚精会神仔仔细细审校审校，把所有的差错全部校对出来，然后连同‘高邮’之误，按书的出版册数，印制‘勘误’专页，按书的去向，逐册寄给之，以便尽早地消除和挽回不良影响。”最后加嘱一句：“文章千古事，切勿漠然之。”

　　大叔不仅对我的文章如此认真对待，对别人的文章也同样“叫真”。当我寄新书给大叔时，顺便把我场内部刊物《江柳文学》寄去一册。当他看到其中我的.文友李丕显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发生”，在这封长信中大叔嘱我：“请转告李君，他的文章很好，可‘金无足赤’、‘碧玉有瑕’，他文中引用的‘嘤其鸣矣，求其发生’，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第一首第五、第六两句。但是，第六句的‘求其发生’应为‘……声’。”另外，在这次大叔寄来的长信中，还有3件附件。附件2是他《读<窥视中国>（摄影集及其文字说明）之孔见》，他指出的错误及建议，竟整整写满了3页稿纸，皆如实告知作者。

　　说实在的，当我读完这第八节，特别是结束时的几句顺口溜：“俺哥儿四个‘走了’仨，暂剩大叔没拔蜡，视侄如子责任大，我不发话谁发话！见舛不言装聋哑，岂不愧对你爹妈……”时，我已是老泪纵横！我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身边仍有一位严师加父爱的大叔在呵护着我，教导着我，使我顿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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