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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物形象分析
《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物形象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路遥同志的中篇小说《人生》中塑造的男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仍然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生活经验还不丰富,思想还不够成熟的还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和坚定信念。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年青形象。他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憎恨;他既可爱,又可悲。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价他是好人或是坏人。
高加林是幸运的,他有理想,有知识,有文化。学校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城市为他打开了另一个更为绚丽多彩的世界的窗口,他曾对现代文明怀着炽热的向往。他不愿庸庸碌碌的生活,极想有所作为;他又是那么不幸运,他毕竟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儿子,理想同现实间存在太大的距离。这些使他在人生的十子路口一直徘徊、郁闷,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他深爱着生他养他的故乡的土地和亲人,但他十几年拼命苦读,就是为了不向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他深知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内心深处也从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却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时时渴望离开这贫瘠的土地;他编织着美丽的梦想,但却违背了现实。毕竟他不应该蔑视孕育生命的土地;而最终成为一个孤独的失败者。当然小说中高加林生活之路并没有走完,他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艰苦的跋涉者,他的思想仍处在急剧的变动中,而不是一个走完人生之路失败者。日后,他经过正确人生观的指引,他是可以成为推动生活前进的一种力量的。
从上面高加林形象的介绍中,我们知道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自尊与自卑;脆弱与勇敢;淳朴与虚荣。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不断翻跟头,大起大落。下面简要分析他性格的几点表现:
(一) 自尊与自卑
高加林接受过新思想教育,血气方刚,热情奔放。有追求自身发展的愿望。从小又受父母的娇生惯养,父母用辛勤汗水换钱供他上学。他身上的泥土味已冲刷得差不多了。因而会不自觉地感到自己不比别人差。在他被撤了教师职务后,表现极为强烈,他想只要高加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更强。去县城掏粪时与克南妈争吵后,眼里噙着了泪花,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暗暗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的年轻人那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此时反映出高加林如此强烈的自尊。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高加林是有能力的人,连高明楼这样的“大能人”也不能不感到一种威慑,不能不感到“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高加林是优秀的,自信心可使他进取,但也可扭曲他的灵魂。于是我们在他自信的背后,发现了一种隐藏更深的自卑感。在他第一次去买馒头,却因为是熟人,而不愿去做那笔生意。当遇到老同学张克南和黄亚萍时,对他们所说的话非常敏感。即使他们是很真诚的,但在他看来,是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优越性。高加林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精神处于一种藐视的状态,说话时不时的讽刺、挖苦。最终老同学不欢而散。在买馒头的过程中,他后悔不该来。感到自己象一个真正的乡巴老。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他,他低着头,什么也不感看,连叫买也不敢。心里难受得象无数个虫子在咬。在城里掏粪时,紧张防备周围,鬼鬼祟祟象做贼一样,恐怕被熟人看见丢面子。每当看见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从河对面公路奔驰而过,雪白的的确凉衬衫,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身影时,他的心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苦涩的味儿顿涌心头。就像吞了一口难咽的中药,难受极了。即使和巧珍在一起,他也会认为那是堕落和消极的表现。他的自卑是强烈的。
高加林之所以有这样的自卑感,与他的思想意思是分不开的。他一心想离开这贫瘠的土地。他不愿象他父亲一样当一辈子土地的奴隶。害怕的贫困、愚昧。他始终渴望到大城市去,渴望施展“报负“。因此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在当教师时,不断发表文章,刻苦钻研。并且得到了认可—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师。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周围的人没有去承认他,发展他,而是让社会的不良之风,深深伤害他,使他回到了黄土地上。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我们社会的肌体是健全的,假如社会主义阳光照耀在每一个角落,那么高加林周围的环境力量就有可能不段完善他的性格,而他本人或许能够避免他的悲剧命运。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完全确立的青年。由于社会尚不是由他们来开拓,他们的视野就显得过于狭窄,往往容易被生活表象所迷惑。而当他们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这一影响就更不能低估。在以高加林为典型意义的青年形象中,自信和自卑彼此排斥却又紧密胶合在一起。这正是他性格中潜伏着的悲剧性的危机。
(二) 脆弱与勇敢
高加林是自信的。而当现实扼制了他的“欲望”,他又变得灰溜溜的,一蹶不振。他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本身化为现实的真正动力。他只能在顺境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貌似强者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却是一颗脆弱的、不稳定的自我。
高加林的脆弱性在他两次大的人生转折中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当高加林被挤掉教师职务,第一次复归到土地上当农民时,他感到理想破灭。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无法冷静下来。三年的教书生涯,美好的梦想顷刻间就变成了泡沫。他的脸痛苦的抽搐着,一只手很很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流下来。他不思茶饭,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自己。或许他的拼命劳动只是希望用极度的疲劳来消弥骚动的“欲望”。当他走后门当了县委通讯干事,而事情败漏,他又一次被谴回农村时,又一次感到孤零零的自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不知自己从什么路上走来,又向什么路上走去…。想到破灭的不仅是那远走高飞的幻想,也是与黄亚萍那并不牢靠的“爱情”。又想到自己以后贫穷的农民生活,他痛不欲生,想叫叫不出,想喊喊不出。他甚至想到死。然而这一切怨谁呢?想来想去,反而恨起了自己:他两只手疯狂地揪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纽扣“崩崩”地颗颗飞掉……在波涛起伏、曲折不平的人生道路上,高加林就是这样地失败了。当他孤魂般走在大马河川道上时,山坡上传来的是孩子们辛辣而直率的信天游歌声:“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这利剑般闪射着冷峻真理光辉的古老歌谣,虽然从孩子们口里唱出,但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他感到惊心动魄。只有在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有了五内俱焚的痛悔。高加林是一个彷徨与人生十字路口,生活阅历还不丰富的青年。遇到挫折不能积极面对,只会痛苦、流泪、抱怨、后悔。表现出极度的脆弱。但只要受到别人的安慰,鼓励,他会作深刻的自我反省,对生活产生希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他还会振作起来,前途还是美好的。
尽管在逆境中高加林往往表现的很脆弱。但在顺境时,他往往表现的很勇敢,积极进取,具有一种冒险精神。
高加林痛苦于农村落后,渴望现代文明的春风吹到这闭塞的地方。因此,在他当上农民以后,与因循守旧的古老生活方式发生了反抗力。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特有的力量与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挑战:他鼓励巧珍刷牙;闹了一场“卫生革命”;藐视农村“明媒正娶”的传统道德,和巧珍大胆公开彼此的爱情,公开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巧珍骑着一个车子去逛县城。可见,高加林是以一种勇敢、挑战的姿态,冲击着农村的平静,和古朴的生活方式。憧憬着现代文明的生活。
在到南马河公社采访时,他的勇敢精神表现的也很明显。南马河几个村庄都被洪水淹没。高加林没有骑车子,黄昏才出发。没走几里,天就黑了。此时他并不害怕,他精力充沛、动作敏捷。一刹那间需要牺牲什么,他就会献出什么。到了南马河,脚上流着血,但没有休息。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高加林这种勇敢精神与他自身的性格和经历有关。首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受过新思想的影响,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当面临这样的大灾难,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一种责任感让他冲在了前面。再者,高加林是一个要强、好胜、狂热、有自尊心的人。这一次采访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表现机会……。当他听到那篇没被改动的第一篇报道时,一种幸福顿涌心头,忍不住轻轻地高吹起了口哨。
(三) 朴实与虚伪
高加林由于受到父辈的影响,他具备天下农民所特有品质—朴实。如小说上所描绘的那样:在劳动时,他手磨起了水泡,流出了血,他仍然挺着。在县城掏粪时,哪个厕所要是没粪,他立刻失望丧气,哪个厕所粪多,就高兴想笑,像是发现了金子。在失去教师职业后,他抽的烟由纸烟变为旱烟,表现出他生活的节约。他憨厚、老实,当他第一次和巧珍在大马路上并肩行走时,心呼呼直跳,感到很难为情。也是这种朴实,才使巧珍和他走近。也正是这种朴实,使他主动上地里给父亲帮忙;给母亲拉风箱。并且还养了兔子,想搞点副业。他忙忙碌碌,俨然象个过光景的庄稼汉。也更是这种朴实,使他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这黄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高加林还拥有农民儿子质朴的责任感和内疚感。虽然他在精神上承受压抑和痛苦,但看到在劳动中的母亲满头的白发;瘸腿的父亲一轻一重地出山……。想到庄稼人的吃苦精神,眼里流出了泪水。在作品下篇,我们看到,当他和黄亚萍在一起时,猛然想到巧珍,心如刀绞,情绪的热情忽至冰点。内心深处,是一种深深的愧疚与谴责。
我们知道, 高加林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不甘不如人。始终渴望到大城市去,渴望施展“抱负”,其目的仅仅是实现自我价值?还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这在高加林思想上显然是相当模糊的。于是,在这特定的环境中,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度膨胀:当巧珍要把狗皮褥子拿到县城给他时,他有点严厉地说:“我不冷!你千万别拿来,人家笑话哩!”在县通讯处的那些日子里,他不断陶醉在事业的`成功中。他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骄傲和自豪,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甚至和同志们说话都言词尖刻,才气外露,得意之情溢于表。但他有时也会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他有更大、更高的抱负和想法。不能满足于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甚至在省城的大街上,看到公园里一队对挽胳膊走路的青年男女,也幻想着自己令人神往的富于彩色的大城市生活。高加林的内心是虚荣的,他的所谓个人抱负和个人前程,始终是他内心深处最萦绕关注的东西。正是这个日夜困绕着他内心的幽灵,指使着他走错一步,再走错一步。人生的道路是复杂的,社会的矛盾也是错综的,然而决定一个人性格面貌的,毕竟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操。当他和黄亚萍旧情复萌,重新恋爱,以及在这种爱情矛盾的厉害权衡中,“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成为最重要、最有分量的“砝码”。于是“权衡了一切后”他“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黄亚萍远走高飞”。纯真的爱情终于被压倒在内心的虚荣之中。他无情地抛弃了巧珍这个天真纯洁姑娘赤诚如火的爱情,卑劣地伤害了一颗纯正坦直的心灵,也暴露出他灵魂深处潜伏着很不美妙的污垢!我们可以看出高加林对刘巧珍和黄亚萍的选择,并不是由爱决定的,而是由内心的虚荣决定的。谁能满足他的虚荣,他就会选择谁。思想意识的错误,致使最终陷入痛苦深渊。
高加林这些性格特点,有时是孤立的,有时又是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高加林以上性格形成,与他生活的社会、家庭、自身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高加林生活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气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的习俗的城镇郊区,一个交织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生活环境。也是现代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碰撞最激烈的时期。他的理想与现实、性格与环境交织的错综复杂,又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副令人不可思议的画面:一个明明有才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却被别的有权势的人同过“合法手续”而从教师队伍中除名;随后他又依靠自己的“关系”,进入县委大院,而“纪律检察委员会”又以合法的途径将他重新除退。生活在这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环境中,高加林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有的只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还有家庭环境、自身思想意识对他性格的形成也起很重要的作用。农村的落后、贫穷及父母对他的精心培养,创造了他一心离开黄土地的自身条件。我们从作品中可看出,形成他复杂性格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身的思想意识。由于刚步入社会,对生活认识不清。错误地把个人的欲望当作理想,不能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过分强调个人的需要。缺乏扎根土地,在家乡的土壤上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这些思想意识,促使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矛盾重重,徘徊不前。
高加林的悲剧不是偶然,大量的偶然性中显示出了生活的某种必然性:传统的生活已经容纳不下这一代青年对人生的追求,而他们又往往不太理解通往新的生活的正确而又艰难的道路。他们理想大于现实,盲目追求实际上不能得到的东西,得到的必然是一种对人生扭曲的认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象高加林这样的青年也并不少见。文学是一面镜子,高加林这样具有丰富内涵和典型意义的形象,无论他的逆境、顺境、长处、弱点、教训和悲剧,都具有发人深思的鉴戒的力量。希望那些徘徊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们从高加林的形象中得到启发,正确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诚恳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让人生的理想之花开得更加鲜艳!
内容简介
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离开土地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巧珍去县城看了好几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乡采访了,终于有一次他俩有机会见面了,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动,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单薄,就说下次去给他带去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兴了,因为城里人没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环境一点都不相称,他怕被别人笑话,而当巧珍给他讲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很失落,他跟黄亚萍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国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是纠结。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她脸上刷刷地淌着。
回到土地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城内工作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难以承受的是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的是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家乡人给他的是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烟散给乡亲们。而此时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妇,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书——高明楼,求他给高加林安排去教学,因为据说家乡的那所学校因为学生增多要新添一个老师。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时的高加林已经泣不成声,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哭......)他褪去了骄傲,认清了现实,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懊悔的扑倒在了地上。
创作背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譬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事实上,高加林对土地逃离与回归的人生历程,正揭示出路遥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两难抉择。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恶劣自然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高傲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为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广阔天地,但也更容易滋生克南妈式的小市民心理、黄亚萍式的极端利已主义、张克南式的人格萎缩,让人倍感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当巧珍第一次到县城去见高加林,“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个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为群体,时时遭受生存环境和文明制度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和弱化。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贯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给人一种痛惜感,充斥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重演,要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正视民族文化心理的衍变。高加林所具备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刘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备的。这是一个合理与不合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一个现在还无法解决但将来必然要解决的矛盾。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令人思绪纷纭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却隐约地透出生活的某种确定性。悲剧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艺术特色
《人生》中饱含的浓郁情感和对传统美学的赞美也是其艺术魅力的另一所在。文学作品的神力不仅在于晓之以理的理智,而且动之以情,掀起人们心灵中的震撼和激情。路遥作品中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细致描写使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作者对困苦中的情与爱的感受和表现完全遵循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劳动人民的人格美、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感人肺腑。使读者产生了“情感上的深深共鸣,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表面上,路遥似乎在带领我们观察一座座陕北农村的现实村落和客观生活,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去体验隐藏在这些善良的普通民众身上的伟大情感和优良品德,肯定了传统美德为行为准则而不断进取的追求意识和奋斗精神。
作者简介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因家贫7岁即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其间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教书一年。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年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获茅盾文学奖。路遥的小说多为农村题材,描写农村和城市之间发生的人和事。路遥和柳青、陈忠实同为黄土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奖)、小说《姐姐》、《风雪腊梅》等,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全部作品收集在《路遥文集》五卷。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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