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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原文、翻译和赏析
抒情诗中情与景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但即使同为写景抒情诗,其表现手法与艺术形式也是各有千秋。有的以景载情,有的触景生情,有的以景蕴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江南春原文、翻译和赏析,欢迎大家阅读与收藏。
朝代:唐代
作者:杜牧
原文: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译文
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
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
注释
1.莺啼:即莺啼燕语。
2.郭:外城。此处指城镇。
3.酒旗:一种挂在门前以作为酒店标记的小旗。
4.南朝:指先后与北朝对峙的宋、齐、梁、陈政权。
5.四百八十寺: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在京城(今南京市)大建佛寺。据《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这里说四百八十寺,是虚数。
6.楼台:楼阁亭台。此处指寺院建筑。
7.烟雨:细雨蒙蒙,如烟如雾。
赏析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像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只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审美是超越时空的、淡泊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而它们所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赏析分歧
关于《江南春》绝句的主旨,有没有借古讽今是分歧较大的地方。
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所处时代的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或认为主旨在尚儒排佛,表达对统治者治国乏术和佛道误国的忧虑;或认为主旨在借古讽今,讽谏统治者大兴土木滥修佛寺会造成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加重社会危机。他们认为晚唐诗人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
有的研究者不以为然。他们只是认为这首诗只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了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
创作背景
杜牧生活的晚唐时代,唐王朝以做大厦将倾之势,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一点点的侵蚀着这个巨人的身体。
而另一方面,宪宗当政后,醉心于自己平淮西等一点点成就,飘飘然的做起了长生不老的春秋大梦,一心事佛,韩愈上《谏佛骨表》、险些丢了性命。宪宗被太监杀死后,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杜牧这年来到江南(江苏江阴),不禁想起当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到头来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委婉的劝诫。后来武宗发动会昌灭佛,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这是一首素负盛誉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故题为《江南春》。
首句“千里莺啼绿映红”,一开始就展现了江南大自然风光。“千里”是对广阔的江南的概括。这里到处是莺啼,无边的绿叶映衬着鲜艳的红花。这种有声有色、生机勃勃的景色自然是江南特有的。次句“水村山郭酒旗风”写了江南独特的地形风貌,临水有村庄,依山有城郭,在春天的和风中,酒旗在轻轻地招展。这是多么明丽的江南啊!
一二句写的是晴景,三四句写的是雨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春天的微雨中,则另有一番风光。在山明水秀之处,还有南朝遗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佛寺。这些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被迷蒙的烟雨笼罩着,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给江南的春天更增添了朦胧迷离的色彩。“四百八十”是虚数,不是实指,突出佛寺之多,讽刺了皇帝依赖佛教。其中应指现存于江阴青阳镇的悟空寺。
全诗以高度概括的笔法,勾勒了江南地区的风物,描绘了江南明丽而迷蒙的春景。色彩鲜明,情味隽永。一首七言绝句,能展现出这样一幅广阔的画卷,真可谓“尺幅千里”了。
同时杜牧还留下了一首《芙蓉湖》),赞誉江阴美景:
丹树村边烟火微,碧波深处雁初飞。萧条落叶垂杨岸,隔水寥寥闻捣衣。
创作背景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春,杜牧奉幕主沈传师之命,由宣州经江宁往扬州访淮南节度使牛僧孺途中写下这首诗。杜牧生活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争斗的晚唐时代。唐宪宗当政期间,削弱了藩镇势力,重振了朝廷权威,取得一些成就,就自以为立下不朽之功,信仙好佛,寻求长生。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持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杜牧此时来到江南,不禁想起当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到头来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他创作此诗,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的委婉劝诫。
名家点评
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而诗人侈其楼阁台殿焉。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明代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为实接体。小李将军画山水人物,色色争岍,真好一幅江南春景图。大抵牧之好用数目字。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是也。
明代胡震亨《唐音戊签》:杨用修欲改“千里”为“十里”。诗在意象耳,“千里”毕竟胜“十里”也。
清代黄生《唐诗摘钞》:曰“烟雨中”,则非真有楼台矣,感南朝遗迹之湮灭而语,特不直说。许浑亦云:“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窦牟云:“满目山阳笛里人”,言人已不存也……不曰楼台已毁,而曰“多少楼台烟雨中”,皆见立言之妙。
清代何焯《唐三体诗评》:缀以“烟雨”二字,便见春景,古人工夫细密。
清代黄周星《唐诗快》:若将此诗画作锦屏,恐十二扇铺排不尽。
清代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江南春景,描写莫尽,能以简括,胜人多许。
清代范大士《历代诗发》:“四百八十寺”,无景不收入结句,包罗万象,真天地间惊人语也。
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千里莺啼绿映红”云云,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
近代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前二句言江南之景。渡江梅柳、芳信早传,袁随园诗所谓“十里烟笼村店晓,一枝风压酒旗偏”,绝妙惠崇图画也。后言南朝寺院多在山水胜处,有四百八十寺之多,况空濛烟雨之时,罨画楼台,益增佳景。小杜曾有“倚遍江南寺寺楼”句,刘梦得有“偏上南朝寺”句,可见琳宫梵宇随处皆是。
近代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按杨慎之说,拘泥可笑,何文焕驳之楚也。但谓为诗家善立题,则亦浅之夫视诗人矣。盖古诗人非如后世作者先立一题,然后就题成诗,多是诗成而后立题。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千里”之词,亦概括言之耳,必欲以听得着、看得见求之,岂不可笑!
作者简介
杜牧(803—853),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828)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以济世之才自负。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写景抒情的小诗,多清丽生动。人谓之小杜,和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以别于李白与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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