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社会大学-作文
我上了“社会大学”
眼看着1951年的春节就要来到了，机关里给每个人发了一笔过年补助费，我也领到了一份，而且钱和经理一样多！虽说那时候的10000块钱，只是后来新版人民币的1元钱，但我一下子拿到了厚厚一叠子15万块钱，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遇到的大喜事！那天晚上，我将那叠钱压在枕头底下，在木板床上翻过来覆过去，硬是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我向经理请了假，将钱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一口气跑回家。进了家门，姆妈正费力地在纳着那厚厚的军鞋底。我将那叠钱从怀里掏出来，双手递给她，嘴里高声喊着：“姆妈，我会赚钱了！”姆妈将鞋底放下，一手接过钱，一只手将我紧紧地搂进她的怀里，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喃喃地说着：“我的寿伢子长大了，会赚钱养姆妈了。”说完这句话，她从那叠钱里抽出几张塞进我的口袋，说：“姆妈晓得你爱吃麻圆，真想吃了就去买一只吧。”
回到机关，经理给我写了一张山西省某某地方某某人的纸条子（因为我早就忘记了，现在只能写某某），连钱一起递给我，说：“小鬼，到邮局把这钱给我寄到家里去。”我说：“您就不留下点钱买香烟？”他一挥手，说：“不留了，不留了，不抽烟也死不了人。全都寄去吧。”
我拿着厚厚的一叠钱往外走，刚好碰到上次帮我改衣服的南下干部陈同志。她问：“小王，拿这么多钱干啥去？”我说：“经理说要寄回老家去。”她说：“哪个老家？纸条给我瞧瞧。”看完后，她深情地低声说：“抗日战争时期，经理的爸妈都让日本鬼子杀害了，他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八路军，这哪里是他家呀？这是跟他一起参加革命的一位战友，早就牺牲了。我们来到湖南，只要是逢年过节，他都要往那位战友家里寄些钱。”听了陈同志的话，我心头一热，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我到邮局寄完钱，又用母亲塞给我的钱买了两包大生产。回到机关，我将寄款收据和“大生产”一起递到经理手里，对他说：“我知道了，您刚才让我寄的钱，是寄给革命烈士家属的。今后您想抽烟就别太省了，我有钱，我替您去买！”听了我的话，他好久没说话，可也没有让我将烟退回去。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只木烟斗，抽上了便宜的烟丝，再也不抽香烟了。
我也有个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不老实，总爱“打被”。每当那时候，经理就会在寒夜里悄悄起床，再轻轻为我掖好被角。
春节刚过去不久，机关就开展了整风运动。一天下午，我可能是开水喝多了，那晚上竟然尿了床。我被冷冰冰的湿垫子冻醒了，一下子吓得没有了睡意。我心想，现在参加了工作，再不是小孩子了，可是还尿床，明早若是让经理发现了，他会怎么想？我越想越害怕，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我早早起来，用被子将床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上午我外出送信，中午吃了饭回到宿舍一看，被子、垫子全都不见了。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肯定是经理发现我现在还尿床，没有资格当通讯员，他将被子垫子都收走了。我只好坐在床边流眼泪。一会儿，经理走进来，笑呵呵地问：“小鬼，谁招你惹你了？一个人偷偷流猫尿？”我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嘟囔道：“我坦白，那不是猫尿，是我喝多了开水尿下的。”经理哈哈大声笑起来，说：“哪个小孩子没有尿过床？我也尿过呀！你坦白个啥？只是湿垫子不拿到太阳下去晒干，反而用被子盖住它，晚上再睡到那冰凉冰凉的湿垫子上，冻出病来了怎么办？”他站起身来，说：“走，跟我去收被子去。”被子、垫子收了回来，经理帮助我铺好，拉我坐在床边，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昨晚上你尿了床，今早就想用被子盖住它，不让别人知道。你很快就要到离开我，到基层去工作了，若是犯了错误，你想用什么东西去掩盖它？”说到这里，经理站起身来，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也有两个月了。你人聪明，是个好孩子。现在机关马上就要整风了，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来，我教教你。”五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经理教我唱的那一首歌：
我们是新中国的干部，我们是毛爷爷的学生，为人民努力工作，为祖国奋不顾身……
手摸着胸口问一问，有哪些事情对不起人民。贪浪费有多少？官主义有几分？
大家应该来反省，好同志有过就改正，思想包袱丢干净，靠近了组织一身轻。
那天经理好像挺开心，唱完了歌，又笑着说：“我这破嗓子唱不好歌，有时间你请小陈同志再教教你。可是你一定要记住，犯了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遮遮掩掩，不敢承认它。有句老古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正确的方法是承认错误，并下定决心去改正错误！”
因为我刚参加工作才两个多月，年纪又小，领导就没有让我参加整风会，只是交给我一个任务：看守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是会计汪吉（这位先生现在该有八十多岁了，我只能用一个化名），据说他贪了120万（也就是后来新币的120块钱）。另一个是年纪轻轻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同志，名字叫做方万香（也是化名），据说她同一位南下干部有那个“关系”。这两个“对象”分别关在两间小屋子里，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他们送三顿饭。他或她要上厕所了，我去开门锁，然后看着他或她进厕所，事毕回来，再将他们的小屋门锁上。一天，经理看我闲得怪难受，给我找来一本纸张粗糙但是挺厚的书，封面上印着“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几个大字。我说：“这书我哪里看得懂。”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初中生，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你就看不懂这本书？”我说：“经理，这是练钢的书，我哪能看得懂？”他笑着说：“你翻开里面看看呀。”我按照他的话，将书翻开，竟是一本苏联小说。这可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苏联小说。读着读着，我就着了迷。后来，当我看到保尔和冬妮亚在那个晚上，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眼看着两个人就要吞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国人视为“该死”，但又确实令人们舍生忘死的“禁果”了。那一段短短的'文字，竟让我这个当时还不满十三周岁的“男子汉”浑身发热，心也怦怦怦地跳了起来……
一天，方万香又被带去参加会议，快开中午饭了，还不见回来。我就到会场门外去看看。只见一位南下女同志，脱下一只脚上穿着的军用大头棉鞋，正用那厚厚的鞋底在打她的脸。脸打肿了，嘴角流着血。那位女同志问：“你这个破鞋，到底招也不招？”她带着哭腔说：“我实在没有干那事，你让我招吗咯（什么）呀？这真正是黄泥巴掉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她脚上那双半新不旧的蓝色布鞋，一点也没有破。心里想，好好的鞋子怎么能说是破鞋呢？后来我告诉了通讯班长小夏。小夏一听，笑得弯下了腰。他一只手揉着腰，哎哟哎哟了好一阵子，抬起另一只手指着我说：“小王呀小王，赶快闭上你那张嘴。你再说这样的话，我的腰就要笑断了。”紧接着，他“嗨——”了一声，又指着我哈哈哈地大声笑起来，说：“只怕再等几年，你这个小鬼头也会去想那‘破鞋’了哟。”
后来听说会计汪吉被判刑3年，方万香在整风运动结束后被开除回了家。那位南下同志听说是受到了一个什么处分。
那次“整风”，我没有亲身参加，但确实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受到了“深刻教育”。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有两件事情千万做不得：一件事是贪钱，一件事就是乱搞那个“关系”。我还知道了北方话的“破鞋”原来说的是人而不是鞋。（好像是1980年，我从西藏回来探亲，就去看望郝部长，刚好遇到县里的同志来调查情况，为方女士落实政策。部长说：小王，刚好你在这里。你那时候年纪小，记忆力强，你就将那些情况讲讲吧。我就讲了上面那个故事。调查同志边听边记，也没有再问什么。只是听说后来方女士落实了政策。）
1951年3月，单位刚刚配发了从民主德国进口的脚蹬能刹车的自行车，我兴致勃勃地学骑车，后来还骑着自行车，跟着通讯班长小夏，去听葛振林副部长给我们讲，他们当年在狼牙山阻击日本鬼子的故事。葛副部长说：那一次，鬼子来了三千多，我们的主力和地方机关还有那么多老乡需要转移，到最后担任阻击敌人任务的，就只剩下了我们六班一个班。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证主力和地方机关及老乡安全转移，马班长决定牵着敌人的鼻子，往棋盘坨的悬崖绝路上走。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只剩下了五个人，只有班长枪里还剩下一发子弹，大家就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班长用最后那粒子弹打死一个敌人，我们砸坏枪，然后就跳下了悬崖。
那次惊天动地的战斗，班长马宝玉等三位同志英勇牺牲，葛振林和另一位姓宋的战友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听完故事，我冒失地问老英雄：“部长，那么多的鬼子，您们当时就不害怕吗？”小夏班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老英雄却宽厚地笑了笑，说：“战斗刚打响，谁都难免有一点紧张。莫说是个人，就是一只小蚂蚁，它也想多活几天呀。但战斗真的打响了，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了，心里充满了仇恨，眼睛打红了，啥都忘光了。当时想的就是，打死一个鬼子就够了本，打死两个就赚了一个。何况那时候，我们一个班，与敌人苦战了一整天，已经击毙了90多个敌人，早就够本了哟。”听了老英雄那坦诚的话语，当时我就想，葛部长这样全国乃至是世界闻名的战斗英雄，他虽没有说害怕，但还是承认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今后我若是能够参军，打起仗来，一定要做到一点也不紧张。
一天下午，经理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小鬼，这段时间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很好。只是自行车还没有学会，摔了好多次。”他摸着我的头说：“小鬼，看来你那一年初中没有白读，这段时间挺不错，是该到下面去锻炼锻炼了。”我不晓得他说的下面在哪里，又舍不得离开姆妈和那辆自行车。但是想归想，嘴里可没敢说出来。见我不开口，经理笑着说：“不说话，那就是同意了。给你放两天假，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我让老伍送你去。到了区里，可就是一个小干部了哟。” 我连忙回家去，将要到基层去的事情告诉了姆妈。她一把将我揽进怀里，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可只过了那么一会儿，她松开了我，自言自语似地喃喃说道：“现在是新社会了，我的寿伢子也长大了，该飞了……”几天后，伍隐华同志带我去渣江（八区）。我们先是搭汽车到西渡，第二天我背着自己的小背包，跟着老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两只脚打了好多泡，背包被老伍拿了过去，我可实在是走不动了，见到路边一块石头，就坐在那上面不愿意走了。老伍无可奈何地直摇头，但还是在我身旁的另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发着牢骚：“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经理就急急忙忙派我来乡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就被老伍打断了，他说：“小王，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你留在经理身边，他每天扫地，打开水，送信都不用自己动手，多舒服。现在你走了，这些啰嗦事情都得他自己动手了。可是你一到八区，就是一个小干部。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老伍站起身来，着急地说：“小王，咬紧牙快点走，不然天一黑，碰上老虎就糟了！”看他那紧张的样子，不像是在吓唬我。我心里一阵害怕，脚上竟也凭空添增了一份力量，天擦黑时总算到了渣江。后来我听区里的老同志说，夜晚老虎有时候真的会到渣江那条小街上来，那天老伍确实没有吓唬我。现在回想起来，郝经理让我给他当通讯员，接着又让我到基层去，他是为了什么？在上个世纪，“组织培养”是人人都会说的一句口头禅，但我却亲身感受到了。那时候的很多老干部，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在做。
我在县贸易公司八区营业所，开始时也没有个具体工作，主要就是负责打扫营业室的卫生，擦煤油灯的玻璃灯罩，逢到“赶场”的日子，门市部的顾客会比平时多上好几倍，哪个人忙不过来了，就喊我过去临时帮忙打下手。后来又让女同志李菊秋带着我负责收购群众手里的废铜烂铁，说是要运到工厂去熔炼做成子弹支援自愿军。这件工作挺麻烦的，光是那铜，就分为弹壳铜（价钱最高）、紫铜（紫红色的铜）、响铜（铜锣、镲、钹）、黄铜、杂铜，价钱还都不一样，加上那时候的老秤一斤是十六两，一两只折合0?0625斤，这就将我搅晕了头，我除了加紧练习打算盘，还要每天背诵：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后来收铜有了人，我又与小李去给贫苦农民放救济粮，每天跟谷子打交道，一直继续到我1952年调到县里去时才移交给别人。
那时候，湘南地区第二批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正在进行。有时候我也被派跟着区里的工作组去下乡，可我什么也不懂。一次正在开会，几个老同志都不在，乡长就对大家说：“现在请小王同志给我们讲几句话。”那一刹那，我的心确实跳到了胸口，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几乎要昏过去了。
也是在那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了贫苦农民在诉苦会上对旧社会，对地主阶级的血泪控诉；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一家几口人共盖一条破鱼网般的被子；我还看到有的贫苦农民为了躲避隔壁军队抓壮丁，忍痛砍掉自己的右手食指，然后将那一节指头保存在石灰罐罐里，直到土地改革开控诉会时才拿出来。经理有时候也到八区来，还让我跟着他在贫苦农民家里住过好多天。我知道了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但那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什么家庭成分，我也觉得自己是个革命干部，从来也没有将地主阶级与我自己联系起来。
那两年我虽然离开了衡阳市第二中学，算是辍学了。但我有幸在那个年代，在那被人们称之为革命熔炉的地方，接受到了那些老干部以身作则的教育，真正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呀。我等于又上了一所好学校！
那段日子，领导让我干什么我都是好好地去干。1951年渣江镇上那小小的文化室有了一台康乐球，休息时我就去学着打；那时候蒸水河里的水纯净得绝不亚于现如今用塑料桶装着卖钱的“纯净水”，是那样地清，那样地甜。每天吃过晚饭，我邀上小街上的几个小伙伴一起跳进河里，尽情地戏水，尽情地玩耍，一个“澡”就能洗到天黑；那时候，我真像“小草”那首歌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从不寂寞，从不烦恼，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叫做“烦恼”的一个词。我就是这样子告别了自己的童年。（想到这里，我翻出了文化革命后幸存下来的，一张1950年在衡阳二中读书时的照片。久久看着自己那双不大但却是童真无邪的眼睛，引起了我对桩桩往事的回忆。原本零乱无章的记忆小碎片，也就慢慢地串连了起来……）
1952年，我调到县贸易公司工作。那时候上级很注重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县里办有干部文化补习班，我在那里主要补习初中语文课，但是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就只有赵树理先生写的《田寡妇看瓜》了。我又通过函授自学上海的亚伟速记。县贸易公司的李秘书文化水平高，新湖南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面经常能看到他的文章。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他。李秘书对我也很好，经常告诉我如何积累素材，如何写文章。后来，我就大着胆子试着给报社投稿。一次不成再投一次，到了第三次，一篇小小的稿子终于见了报。看到那两块豆腐干大小的文字，还有自己的名字，竟然都登在了新湖南报上面，我真的像中了头奖般地高兴！这张照片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我在后排中。前排右二是公安局老张，一位南下同志。后排右一是我的好朋友王继。后排左是李淦。其余三位同志都是县里的干部。十分遗憾的是现在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也就是在1953年，由部队转业下来一批干部，县贸易公司就分到好几位。特别是组织科的韩科长，在朝鲜战场时是位营教导员，听说还是一位战斗英雄。过去，我亲眼见到的英雄就只有一个狼牙山的葛振林老英雄，但我们不在一个县，除了跟着小夏去他那儿听过几次战斗故事，平时也没有交往。所以我对韩科长特别地钦佩，有事没事都爱往他那里跑。他也经常给我讲些朝鲜战场的故事。有一次，我还和莫京思穿上他的军装，戴上帽徽领章，胸前挂着他那些光彩夺目的军功章，到照相馆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军人瘾（可惜那张照片1969年在暴分子抢、砸我所在的西藏巴青县高口区时给“砸”丢了）。照完相，我去给他还衣服，韩科长说：“小王，你这么喜欢军装，这套衣服就归你了。”那是一套半新不旧的四道棱的军干服（那时候解放军的军装是仿原苏军的军便服，士兵军服后背是一大块布，而干部服却是由一宽两窄三块布组成），我真比得到了一块金子还高兴。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科长又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旧书。他满怀深情，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磨损的封面，说：“这本书可不简单。它写的是卫国战争中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故事。这还是你们湖南大作家周立波同志，用他写《暴风骤雨》得到的斯大林文学奖金买了送到朝鲜前线的。它跟着我在朝鲜经历了枪林弹雨，现在送给你。”我高兴得给韩科长鞠了个躬。从那以后，我天天都想着马特洛索夫，想着冲锋枪，也更想去当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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