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相关推荐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法律教育作为培养法制国家中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不仅要关注法律人才职业技能的培养，更要关注法律人才职业道德素质的塑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相关内容，欢迎参阅。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篇一

　　摘要：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社会危害频繁出现，对大学生的伤害越来越大，因此法律教育显得尤其重要。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法律教育，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以及法律水平，从而实现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

　　关键词：法律教育;新视角

　　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教育也逐渐实现现代化，素质教育是当前各个院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趋势。在素质教育过程中，应该要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为目标，法律教育是当前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对于学生法制观念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对于高校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高校教育中应该要不断渗透法制知识，帮助高校学生提高法治水平，能够为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提供更多的保障。

　　一、法律教育的意义

　　1.法律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高校学生面临的学习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很多学生自身的分辨能力较差，对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危险不能有效地应对。加强法律教育对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对高校学生宣讲一些法律常识，使得学生在遭受类似的侵害时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可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2.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与升华

　　法律教育与人文精神是两个相互影响的主体，法律教育有助于对各种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和升华。当前我国正在提倡法治中国建设，法治的精神在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使得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有尊严的个体。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加强法律教育，可以对人文精神进行弘扬，有利于高校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当前，高校学生对法律教育的认识还不够。面对多元化的环境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教育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当前很多高校教育管理者对于这部分教育的认知程度还不高，教育理念还比较老旧，在教育过程中，法律教育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育，往往容易被忽视。对此，要积极加强对高校法律教育的认知。

　　二、如何在高校教育过程中渗透法律教育

　　法律教育属于人文教育，当前有的高校已经开设了专门的法制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但大多数高校依旧没有开设相应的课程，因此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进行法律教育就延伸到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

　　1.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

　　大学生经过了多年的学习和经历，对外界各种突发情况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但毕竟还是很少有机会在现实社会中经历一些违法事件，因此对社会上各种犯罪行为、危害的辨别度不高，应对能力较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犯罪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法律教育是对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和意识等进行教育和引导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教育过程中各个学科的教师应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法律教育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很多时候，法律教育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教育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高校教育是灌输各种理论、意识，帮助大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过程。而法律教育的主旨是要让大学生不断提高自己对法律的认识，从而能够为自己的生活以及学习提供更多的保护，当自己遭受侵害时可以找到保护自己的武器。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融入法律教育，应该要积极加强教师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比如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意识，在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入一些法律教育知识，不断改变法律教育理念，为大学生提供一定的法律辅导。

　　2.结合新媒体平台，为法律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现代化教育理念下，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受到多方面影响，良好的教育环境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保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于大学生的学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以及行为的影响，在高校教育过程中，为了提高法律教育的水平，需要结合各种现代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手段，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现代化媒体平台的种类十分丰富，比如网络媒体等，这些现代媒体平台恰好可以很好地发挥引导和宣传的作用，各种正面、积极消息的`宣传可以为法律教育奠定坚实的环境基础。所以，在新时期，政府和社会要积极合作，起到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方面的导向作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要积极利用各种现代化媒体，使得高校教育过程中对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为法律教育奠定一定的基础，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此外，也应该要结合新媒体进行法律教育。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对一些法律知识进行宣传，使得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加强对各种法律问题的认识。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媒体平台，组织大学生参加相应的培训，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和引导，以一种开放性的、多元化的态度进行高校教育，同时进行法律教育。

　　3.加强法律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教学力度

　　法律教育不仅是各种理论知识的传递过程，更重要的是各种实践教育，累积更多生活中的素材，帮助大学生对各种法律事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切忌使用一些纯粹的理论教育，以防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恶的情绪。在高校日常教育过程中融入法律教育，应该要加强大学生主动创新能力的发挥，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在法律教育过程中要加强情境设置，在进行情境设置时，应该要以日常生活为原型，让大学生能够对教师所拟定的场景比较熟悉，从而可以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程度。比如在大学法律课程中，可以在授课之前，组织大学生进行表演，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兴趣，帮助大学生更快地融入到课堂中，表演的内容可以与法律教育相关，涉及一些不良事件，比如对当前社会常见的一些偷盗方式进行表演和展示，使得学生可以意识到在自己的身边就存在这样潜在的危险，而且能够对比较常见的犯罪方式进行发掘，使得自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做好防范，保障自己的利益以及人身安全。

　　4.加强教师的引导

　　高校教育的核心人物是教师，教师在大学生的法律教育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要做到各个学科的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水平，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对此，应该要加强对教师能力素养的培养，建立高素质的教师团队，在教育过程中，要组织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使得教师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能够对各种法律知识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找准时机、找到机会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结语

　　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社会危害频繁出现，对大学生的伤害越来越大，因此法律教育显得尤其重要。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法律教育，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以及法律水平，从而实现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

　　参考文献

　　1、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制度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蔡彦敏环球法律评论2005-05-28

　　2、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何勤华法学2003-12-10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篇二

　　摘要：各法学院应当自行设置专门的机构运行办法、经费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效果评估办法等，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范案源渠道，也可以根据特色资源对诊所教育进行类型化的划分。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的结合，使得改革的构想真正能落到实处。

　　关键词：法律教育;运行

　　一、我国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中的普遍困惑及根源探寻

　　正是由于诊所教育具有填补学院教育缺失环节的功能，同时考虑到可能为教育改革提供良好的契机和平台，我国部分高校的法学院自2000年9月开始接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以来，以美国的诊所教育模式为基本参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改进，成为各自法律教育流程和目标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这一模式迅速在国内各法学院之间推进，引起了法律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我国本身并没有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根基，加之时间较短，各法学院开设诊所课程的模式基本上照搬了美国法学院的现成模板，其中相关的具体课程规则及流程规划也基本上都是从其已有的经验中移植过来的。于是，当国内各法学院的诊所教育在外界的扶植下仓促上阵时，对于诊所课程的迷惑和怀疑便难免成为法律教育界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而从目前国内一些刚刚开设或准备开设法律诊所的高校的实践情况来看，相关教育工作者主要反映出以下诊所运行困难的现象:

　　1.国内法律教育界对诊所教育的定位不明，容易将技能培养课程开设成案例研讨课程;

　　2.学生习惯于灌输式教育后可能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启发式教育产生不适应的反应，影响教学效果;

　　3.国内诊所课堂找寻典型案例的渠道有限，难以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技能培训效果呈现不稳定性;

　　4.高投入需求与经费来源紧张的矛盾导致诊所经费不足成为普遍现象，成为诊所教育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困境;

　　5.许多诊所教育重技能、轻伦理的教育现状，将法律诊所引向了其教学目的的对立面;

　　6.众多法学院存在指导教师知识储备不足、经验不足的情况，难以满足课程对教师的要求;

　　7.部分法学院对诊所教育重视不足，课程时间难以保障，在其他主体课程的压力下被挤压和边缘化。除了上述已经出现的较为普遍的典型难题之外，还有许多新的棘手的问题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反映和提出。对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法律教育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确实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办法。但是，若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从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考察。而针对上述诊所式法律教育所体现出的诸多困扰，我们可以根据形成原因的标准进行类型化区分，并层层推进直至抵达问题生成的核心环节。

　　(一)个体非普遍、非典型问题的甄别与排除

　　若要解释中国诊所式教育的困扰根源，我们必须首先从现象中剔除可能的干扰项。从当前开展法律诊所课程的高校所反映的问题来看，尽管其提出的困境可能从外观上大致相同，但造成这类困扰的原因却迥然有别。部分法学院虽然提出了与其他同仁类似的疑问，但经过仔细区分就会发现，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本校的特殊性，不能作为探寻问题根源的前提条件。例如，部分法学院提出本校开设法律诊所效果56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运行的普适困扰及调整方向不佳，教师指导目标不明确、学生积极性不高、校方不重视、资金紧张、案源不稳定、课时难以保障等等，看似都是各法学院所提出的普遍问题。但是，经过仔细辨别就会发现，这类法学院所出现的困境主要是由自身的特殊原因造成的。其中所提出的困扰往往伴有本校法学师资力量薄弱、学生生源不佳、规模小、校方制约其发展的特有原因。尽管与其他法学院开展诊所课堂具有类似的困境外观，但其真正原因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对于这类情况，一方面，需要此类法学院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以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两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分析诊所教育的普适困境时，为防止结论出现偏差，需要在统计数据中排除此类情形，且当中所总结出的实践经验也不能直接作为参考方案由其他法学院完全移植照搬。

　　(二)模式形成初期机制磨合原因的提炼与弱化

　　在排除了特殊情况的信息干扰之后，我们需要对各法学院开设法律诊所课程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而从解析的目的性角度考察，对于这一问题，利用因素代入的思路，有助于我们将已生成的问题按照生成原因和解决难度进行层级化的分类。针对国内法律诊所教育的问题，首先被代入的因素应当是该教育模式被引入的时间维度和基本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是在美国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完全没有相关的教育机制，且至今也仅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就容易造成以下的局面:第一，在固有教育机制和全新教育的磨合过程中，必然生成对新模式的不适应性，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衍生出的问题难以得到立即的解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弱化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按照此标准进行判断，那么国内出现的许多诊所教育的普遍困境，在本质上属于“水土不服”的一般症状，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调整，并采取针对性的积极措施，目前一些看似棘手的问题通过目标性的方案和举措就能够得到实质的解决。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配套教育模块的积累，诊所模式的一些教育理念会逐渐被接受，所占教育资源的比重也会逐渐增加，案源、资金的获取渠道以及课程的流程安排亦将步入程式化的操作阶段。即是说，对于因短期内磨合原因所生成的模式困境，我们应当从当前的普遍问题中提炼出来，并加以弱化理解，以便让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问题表现得更加鲜明。

　　(三)诊所教育全球范围内先天性缺陷表征的辨识与弥补

　　当时间维度和引进方式的因素代入完成之后，我们紧接着代入的因素就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换句话说，为了外显我国法律诊所最核心的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必须对于诊所教育的固有问题和我国的特有缺陷加以区分，并在标明问题来源之后分别设计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尽管法律诊所在国外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不可否认，法律诊所从设立初期就已经表现出一些与该模式相伴而生的问题，且各国法学院在注意到这些缺陷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固然可以削弱其负面影响，但问题本身并未被根除。同时，当诊所教育在我国的移植活动开始之后，也必然会在国内各法学院的教育环节中再次体现出来。比如，在援助型诊所教育中，学生代理案件的能力局限和法律障碍、指导教师参与力度难以把握、相关部门是否配合的随机性都是该教育模式长期以来都难以排除的困扰，而解决措施在任何方面的举动，都可能直接对教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再比如，在诊所式教学活动中，对于实践技能的片面往往会导致教育过程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忽视或缺失，而这一趋势所产生的副作用可能远远大于诊所教育的积极价值，因而一直都被各国的法律教育人士所反复强调。根据此种区分思路，辨别诊所教育共性问题和特性问题的意义在于认清缺陷的原因差异，从而明确各自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于共性问题，可以参考国外的既有经验并根据自身情况予以协调;而对于特性问题，区分活动会让其目标更为鲜明，这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便利的前提环境。

　　(四)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结构性根源的探寻与外显

　　按照因素代入性思路层层推进，各种干扰性信息被不断剥离，我们也离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近。尽管这种区分和识别的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但就当下的已知因素来考察，我们似乎已经能够对于我国诊所教育问题的根源进行基本的定位。在排除了个别原因、临时原因和先天原因之后，我们可以把针对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的视野集中在诊所模式植入我国的教育体系之后和原有教育机制的融合度之上，而这种结构性的原因，或许就是我们所要探寻的终极目标。至于此类问题的具体作用方式，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行文中详细论述。

　　二、造成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传统教育

　　机制融合度偏低的表征机理及不良后果对于中国现有法律教育和诊所式法律教育之间难以融合，并且会给诊所教育带来严重阻碍的命题的真实性的论证，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模型进行反证，即如果上述的所有原因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排除，诊所教育是否就能够在我国实现其既定的教学效果和教育目标?同时，对于“融合度低”这一结构性原因的根本性的论证，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假设性的疑问，即如果回避这一结构性原因，能否通过其他的方式消除国内法律诊所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障碍?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将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入手，探讨其历史进程中的步步变化，以及法律诊所被植入以来两种模式的相互影响方式。

　　(一)中国法律教育模式构建过程的特殊性及缺憾

　　在理想条件下，一国法律教育活动的兴起源于本土社会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因而各国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往往带有本土法制文化鲜明的特点。以欧洲各国的法学教育为例，尽管罗马法复兴运动中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律教育模式为各国法律教育的基本体制奠定了基础，但在各国本土的发展中，仍然出现了“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的学徒制”[5]和“以法学专业理论研究为主的学院制”[6]两种教育模式。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逐渐弥补两种模式的显著缺陷，各国又开始逐渐改良自身传统的法律教育体制，以全面培养学生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目标，或是健全学校的相关课程，实现法学理论与实践的通识教育;或是明确各教育机构的职能分工，全面构建学院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配合协调机制，并在不断的磨合过程中实现对各类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但是，对于我国来说，法律教育的产生背景较为特殊，是随着大陆法系的整体移植而一并产生的，并且在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的几次彻底的反复中呈现出曲折发展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法律教育的连续性与继起性才得以保障。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我国法律教育在形成初期就不得不面对以下尴尬的局面:其一，现行法律教育模式在本国的科学性未得到确认，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存有疑问;其二，法制建设人才极度匮乏，迫切需要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向社会输送大量的法学理论研究与职业人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教育都将重心及考核标准都放在培养学生的数量上，并没有思考输出人才的质量以及现行教育体制合理性。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的法律教育几乎是在没有全局规划和系统部署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在现有的整体结构中，大多数法学院所表现出的是欧洲学院制最早期的教学思维和模式，只考虑核心理论课程是否开设和完成，课堂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与社会环境对法律人才的实际需求相脱节。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中却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加以培养，从而造成了整体的法律教育“一条腿走路”的局面。相反，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其需要的则是能够处理法律实务的专业人士，但在经过招聘之后，往往获得的是只具有初步理论知识的毕业生，无法将其直接放入工作岗位，而必须对新招聘的人员设置专门的培训程序，这实际上是在弥补法律教育所缺失的环节。因此，从宏观结构来看，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实际上空缺了实践教育的部分，而这种结构显然是无法满足国内法制建设的需要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初衷及其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结构性错位的表征

　　如果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视角审视整个法律教育，就会发现，法律诊所模式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本土生成的土壤，而只能通过移植的方式在国内获得生存的空间。这是因为，法律诊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两个目标作为要素前提的:其一，法学院的专业培养应当迎合职业需要，在与职业机构分工协作的同时，完善自身的教育职能;其二，如果法学院的理论能力或职业能力教育出现僵化的趋势，就必须通过适当的改良方式来维持应有的教学效果。基于这两项要求，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诊所的发源地，就在于其法律教育机构以向用人单位提供合格的“教育产品”作为教学的价值导向，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运用中也确实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的情况，需要通过现实的或高度仿真的演练环境来刺激学生的感官，以此来加深对职业技能及职业伦理的理解及内化影响。根据这一情况来判断，法律诊所模式无疑是最优的改良选择。按照上述标准来考察我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就会发现，这一纯粹移植于国外既成模式的教学方法在国内完全是法律教育的“空中楼阁”，缺乏本土法律教育体制的支撑，也与现有的教学内容完全脱节:其一，法律诊所模式效果的发挥必须以宏观层面正确的教育导向和完整的教学配置为前提，但我国的法学院普遍还不具备上述条件，其既没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没有理论结合实践的法律实务的教学安排;其二，法律诊所早期的运行是以培养合格律师为主要目标的，而这种以校内诊所为基本模式的培养方向仅可能解决单一职业的需求，却无法弥补其他行业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教育的空白;其三，法学院其他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法律诊所的授课内容基本没有关联，二者之间无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汲取经验的良性互动关系，诊所课堂缺乏法律教育环境的哺育和滋养。由此可见，我国在引入法律诊所模式时，并没有对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及特殊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基于“国外运行良好且我国还未采用”的评判标准，就将相关的机制全面照搬且直接适用。诚然，我们应当肯定该行为的初衷，但也必须正视这一做法所造成的本土模式与引入模式难以融合的客观事实。可以说，除了上一节所提到的各类表现原因和客观原因之外，我国法律诊所运行中的绝大多数困扰都是由此而生的。

　　(三)结构性问题引发模式运行不良后果的基本过程及具体表现

　　面对教育结构错位的现实性，不同的法学院在进行法律诊所课程时会出现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以及相应的行动在不同层面上都造成了诊所教育效果不佳的结果:

　　1.忽视自身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既有模式的困境如果回避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的结构性事实，而是直接按照国外的经验和赞助者的要求予以推进，那么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上难免会产生以下问题:教师的教育理念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没有理解诊所教育的本质目的;学院忽视教师相关的知识储备，认为长期从事理论教学的教工可以直接胜任诊所教学工作;法律诊所作为独立的课程，没有课程之间的衔接和教学内容的配合，等等。面对以上情况，多数诊所课堂的场面表现为教师带领学生严格走完教材的流程，却难以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所在。于是，接受诊所教育的学生往往会产生相应的迷茫感。从接受诊所教育学生反馈的信息来看，这种困扰主要表现在:不知道学到的理论知识如何运用到课程中，不清楚每节课具体的训练目标，不明白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思维差异。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依然习惯于在课堂上被教师灌输知识，却无法通过模拟练习将知识转化为个人的实际能力，面对真实的案件依然会有无措感和恐惧感。显然，当诊所教育无法与国内法律教育资源实现互助与配合关系时，其教学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2.积极改变现状，努力实现和保障诊所教育效果所面临的难题如果能够认识到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那么为了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授课教师就必然会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前期的准备过程和课堂的效果评估中去。而这种前期准备和教学目的就包括:必须首先让全体参与课程的师生实现教学思维的转化，必须让选课学生先具备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能力，必须通过课堂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贯通，必须通过实践让学生在社会环境中理解规则的运行原理，等等。由此可见，这种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实践法律诊所教学目的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在以诊所课堂为契机，试图弥补我国现行法律教育体系中缺失的环节。但显然，这样的压力和责任不是一门课程所能承受的，需要上一层级的宏观调配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法律诊所自行为课堂打造外部环境的做法，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但由于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有限，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占用了教学的时间，部分目标却依然无法实现。所以，对于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来说，当其无法与现有教学模式融合时，教学活动就陷入到了一种二难的逻辑怪圈之中，即无论采用积极调整还是消极模仿的方式，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都是无法保障的。因此，结构性问题是诊所教育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若要实现法律诊所引进之初的目标，我们必须从理念上对于我国的法律教育现状进行彻底的反思，并基于此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

　　三、改变诊所式法律教育现有困境的基本思路及调整方向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尽管引入我国仅十余年的时间，但法律诊所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对未来的走向做出选择。从现有的趋势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改革的任务艰巨就索性放弃相对先进的教学模式，而是要根据诊所教育的实际需要对法律诊所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挖掘其更多的价值，并对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进行相对应的调整。基于这一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只有我们在现有基础上设计出科学的、符合本土需求的法律诊所教学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引进之初撼动我国僵化法律教育模式的终极目标。但是，从改革工程的规模来看，这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单凭对法律诊所的改造就能实现的，而是应当在法律教育体系全局的视野内，以诊所教育为中心，对全部教育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当改造。基于此，我国的相关改革措施可以将以下思路作为突破口，对本国诊所教育进行尝试性的变革，并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以实施效果为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以法学院为单位，在宏观层面为各自的法律诊所设置配套资源和条件，为诊所课程提供基础性保障

　　对于国内各法学院来说，学院层面的支持才是确保法律诊所良好运行的前提。而以改革为目标，学院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完善的硬件环境和充足的课程经费，更重要的是，应当为课程的调整提供相应的空间和具体的支持。例如，对诊所教师来源进行细致的挑选，确保课程的实践性特点;对选拔教师进行专门的师资培训，帮助其思维的提升和技能的锻炼;设置足够的课时，以保证教学目的的实现等等措施，都是我们为教育改革提供的环境前提。

　　(二)增加法律实务教育的课程环节，为法律诊所的运行提供知识性储备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之所以我国不能直接照搬国外法律诊所的既有模式，就是因为我国的法律教育结构不完整，只注重抽象的理论教育，缺乏对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法律诊所教育丧失了基本的依托。因此，我国诊所教育改革的必要部分就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与本国法律实务相关的知识的讲授环节，通过对我国法律实务的现状的描述、基本规则的介绍、部门之间分工衔接的梳理，让学生从宏观思维上建立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的连接方式，进而在观念上理解诊所性实践教育的积极价值。以此作为诊所教育的必要准备，一方面能够填补我国法律教育的空白，实现教育内容的全面、均衡;另一方面，学生在获得相关知识之后，容易迅速进入法律诊所的学习状态，对于诊所教育特有的方法、目标也能够有充分的领悟。

　　(三)扩充角色训练类型，从而建立起法律诊所向各类法律职业输送人才的平台

　　如果从制度引进的角度看，我们对于现有的诊所教育模式的内化工作还没有完成，扩充职业角色训练目标似乎为时过早，但从本国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来看，这却是让诊所教育真正融入我国法律教育体系的良好契机。从我国的法律实务界来看，由于职业教育职能及相关机构的缺失，对于职业人才的需求是全方面的。而目前法律诊所主要针对律师职业能力的培养的思路，显然与我国的实际需要格格不入。因此，我国的法律诊所本土化的改革方向必须是建立起全面的职业角色技能培训，这不仅是我国法制环境的需要，也是法律诊所在我国充分发展的必经之路。否则，如果诊所课程脱离了现实需求而自行运行，那么不仅无法起到服务社会的作用，僵化的模式必将在法律教育的进程中被淘汰。而按照这一思路，利用诊所教育的思路指导校外实践、实习，将实践部门资源同学校资源结合起来，或是大力发展校外诊所等方法，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四)完善法律诊所课程设置，实现标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的开课模式

　　以上述客观条件和主观引导为依托，为了保障课程质量和课程效果，我们还必须对法律诊所教育进行系统的规划。从宏观层面来考察，教育监管部门应当对各高校的法律诊所在关键环节设置统一的标准，以防止个别高校法律诊所滥竽充数的情况。例如，明确诊所课程的性质，确立诊所教师的选拔标准，设定诊所教学师生比例，协调诊所与实习、模拟法庭等实践环节的关系，等等，都是监督机构为确保教学质量必须要进行的规范化活动。在微观层面，各个法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设置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系统化管理规范。例如，各法学院应当自行设置专门的机构运行办法、经费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效果评估办法等，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范案源渠道，也可以根据特色资源对诊所教育进行类型化的划分。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的结合，使得改革的构想真正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诊所法律教育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左卫民; 兰荣杰环球法律评论2005-05-28

　　2、清代法律教育的近代转型郑智航当代法学2011-09-10期刊6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篇三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尚方宝剑三口铡刀丹书铁券··】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宋皇)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都讲述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那么好戏来了：具有最高杀伤力的尚方宝剑破得了具有最高防护力的丹书铁券吗?从戏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

　　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一方再点破这尚方宝剑是假冒产品。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专杀大权的制度，要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尚方宝剑之制，皇帝才赋予持剑人“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才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

　　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尽管北宋初与南宋初在战时状态下，宋朝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已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说：“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到明朝时，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

　　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可见宋人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宁州按治狱事。依惯例，韩晋卿赴任之前，应当入对(即入宫面圣)，请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韩晋卿拒不入对，说：我奉命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国法摆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了，免得干扰了司法。

　　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相关文章：

法学专业高校排名04-02

法学专业的就业前景01-25

法学专业就业方向及前景10-12

商务英语专业(高职)毕业论文选题参考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