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接受史论稿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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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接受史论稿国学

　　《唐诗接受史论稿》一书，建立了一种符合唐诗接受研究史实际的结构体制，为开展唐诗创作接受文献研究提供基础平台和参照体系，弥补了唐诗在创作接受史研究的空缺，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推荐了唐诗接受史论稿国学，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唐诗接受史论稿国学

　　《唐诗接受史论稿》作者简介

　　沈文凡，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在学术团体中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国际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中国李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韩愈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学会副会长，辽地春捺钵与松花江渔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春中华文化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东亚古典汉诗”，“中国韵文接受史”等。已发表《唐诗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缉考》等学术论文100余篇，著有《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篇)等2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曾荣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奖”等。

　　《唐诗接受史论稿》序言

　　古老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历史悠久。从雅颂四言体的典雅庄重、楚骚体长短错落的感叹抒情，经汉代文人五言诗歌的古质朴拙、汉乐府整散不拘的贴近生活，直到李白歌行的行云流水、杜甫律诗的谨严沉郁，在唐代达到全盛。

　　唐诗，历经千百年来时间长河的淘沥，在今日依然散发着仿佛才脱笔砚的翰墨清香，它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接受，同时也滋养浸润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如果将古代各体文学的接受作一个排序的话，唐诗和宋词无疑是迄今为止受众最为广泛的文体。这些或高亢或低沉、或激昂或沉郁、或快乐或忧伤、或缠绵或洒脱、或豪壮或婉约的诗歌，在历史的天空上留下了怎样的足印，如何历经千年的沧桑依然焕发着不朽的魅力，此种文字的魔方是如何在一代代世人心中旋转出它的绚彩传奇，这些，正是唐诗接受史研究所关注的内容。时间跨度的漫长，受众人群的广泛，接受程度的深入，诸多方面决定了唐诗的接受研究，内容丰富，尚有许多工作有待加强和深入。

　　吉林大学沈文凡教授一直致力于唐诗接受史研究，这本《唐诗接受史论稿》是多年来有关唐诗接受方面的论文结集，围绕唐诗接受史的方方面面，探骊得珠，多有超越前贤之处。其尤著者，有以下几点：

　　一、对唐诗接受史研究对象的精细化

　　陈冠明、程欣《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中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有三种模式：一是宏观总体文学接受史研究，二是中观文学集团接受史研究，三是微观个体文学接受史研究。如果按此划分标准，则本书的唐诗接受史研究似可认为已经精深到了“分子观”，书中的《唐诗名篇名句之明代接受与传播》《唐诗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缉考——以“为韵”“赋得”为范围》《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初缉》《唐代诗韵之明人接受文献初缉》《杜甫五律、五排诗韵之明代接受文献初缉》诸篇，将研究对象界定在名篇、名句、诗韵的接受，由个体作家细化到名篇、由名篇到名句，由句到韵，将唐诗接受史研究的对象精细到一个新的程度。其实，沈文凡教授早在《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长春出版社2008年)出版之前，在其教学中，就已经将文学总集中个别作品的接受史研究纳入了讲解的范围，揭示唐诗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这是当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作者对唐诗接受史的精细化。

　　二、对唐诗接受史研究范围的开拓

　　古代文学的研究要不断地取得进步，出路有二：一是挖掘，即精思细研，不断深化研究的深度;二是拓展，即别开生面，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创获。一般来说，文学的接受史研究，可以有多种视角，多个层面。陈文忠教授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与此相联系，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也可朝三个方面展开：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第一编)《唐诗接受史论稿》则超越了一般的接受研究范围，作者于上述三个方面之外，更将唐诗接受过程中的化用现象、诗体、意象等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如《唐代诗体之明人效拟接受文献初缉》《白居易与“长庆体”明代诗歌接受文献缉考》《唐诗接受过程中的化用现象初探》《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的传播——结合韩国南羲釆<龟磵诗话>接受史展开》诸文，即代表了这种超越，拓展了研究领域。如《唐诗接受过程中的化用现象初探》一文，针对复杂的唐诗化用现象，对化用情况从文本和艺术手法两种角度进行梳理和分析，探析不同的化用现象的效果和意义。又如《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的传播——结合韩国南羲釆<龟磵诗话>接受史展开》一文，更将接受史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文化层面。

　　三、对唐诗接受史研究视域的开阔

　　截至上世末，唐诗接受史研究的视野一般尚局限于国内历时性的研究，很少将视野放到中国境外，本书则更注得灿烂辉煌的中华古典文明的域外传播情况，专设“域外亚洲篇：日韩越汉诗接受研究”一编，所收多篇文章，关注点均在于唐诗对域外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其中，《唐诗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缉考——以“为韵”“赋得”为范围》《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初缉》《越南十世纪到二十世纪对唐代绝句的移植与发展》均以唐诗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内容;《日韩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在唐代的诗歌创作》则对唐代文化涵融性及东夷诸国(日韩)对唐代文化的认同心理，受唐代诗文影响的不同创作主体(日韩)的各自特征，唐代诗文对外传播的方式途径，日韩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的佚诗佚文等情况作了概述并提出研究方法，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论题的重视。从文体方面说，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俳句，其创作也深受唐诗的影响，《日本俳句与中国唐诗艺术表现之异同》一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认为俳句借鉴了唐诗丰富多彩的词汇、巧妙奇特的构思以及表现形式等特质，同时二者在内容和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唐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本书对唐诗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可以让读者了解到唐诗如何很早就走出本土，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受到了欢迎，由此显露出唐代文化在亚洲汉语文化圈中的影响和地位，这无疑会让我们由衷地为中华文化的历史成就生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

　　四、对排律接受史研究的持续关注

　　排律形成于初唐，四杰、沈、宋、杜审言诸家已有佳什。至诗圣杜甫，以毕生之力开拓创新，创作了大量的排律，今存五言排律多达一百二十七首，开后贤无数法门，影响深远。中唐元稹大力称赞杜甫的创作，且与白居易加以继承和发展，各有百韵排律多首。自中唐至两宋，名家继起，如北宋白派诗人王禹偁，即致力于排律创作。元代，“排律”作为这种诗体的专名开始提出并逐渐获得共识。至明代，排律的创作竟多达一万余首，盛况空前。令人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海内外研治中华诗学者都对排律相当忽视。沈文凡教授有鉴于此，于攻博期间，博览精研，完成了构架完整、体系庞大的论著《排律文献研究》，被评为2006年度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于2007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凡72万字，构架严谨、资料翔实，文风朴质，学理深刻，为排律研究略辟蚕丛。本书则保持了作者对排律研究的持续热情，“传承篇：排律接受研究”一章即专门的排律接受研究。

　　本书“思想艺术篇：影响传承研究”中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对百韵长律的接受》探讨了章回体小说对排律的接受，视角新颖，反映了不同文体之间的接受情况。“实证缉考篇：效拟模仿研究”中的《“长律”“排律”名称之文献辑考》。作者在扎实详尽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唐宋元明时期“长律”“排律”名称的使用情况，又对唐代“排律”诗体的隔代及域外之名称确立问题进行探讨，围绕明代及韩国的排律创作与评论展开。“域外亚洲篇：日韩越汉诗接受研究”中《日本江户以来的排律创作文献缉考资料》一文则对日本江户以来的排律创作文献进行搜罗。《百韵五言长律嬗变考述》一文，对百韵五言长律的嬗变过程进行了细致考述。将排律接受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五、对唐诗接受史研究的多方面启示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由于内容的差别，风格并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其中近半数的文章以文献辑考为主要内容，这些资料不但为后来者提供了方便，且大量文献经过整合梳理，对后来者更具有极强的启迪作用。同时，就一般性治学方法而言，正如葛晓音说：“老老实实地阅读第一手资料，从大量事实中抽绎出观点，然后反复提炼、反复琢磨，再形成文章。尽管现在流行各种新方法，我仍然认为，治学只有从原始材料出发，寻求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本书足以印证葛先生之说，书中重要观点，都是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依托，从丰富翔实的资料中总结出来的，这在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对读者是很好的启示。其次就选题角度而言，2007年，罗时进《唐代文学研究再拓展的空间》一文中从六个方面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指出了向上一路，其中特辟“传播与接受”一节，认为：“除了需要继续深入进行唐代文学传播接受史的研究外，还应当对唐代重要作家在历代的影响作专题、深微的探讨。至于断代性的唐代文学接受史研究，不公需要一代之总括，也需要做有特色的专案……具体到重要阶段、重要流派、重要作家的唐诗观和创作实践的关系，重要的唐代文学文献在传播接受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则有更多、更具体的问题需要疏证和研究。”这本《唐诗接受史论稿》正是从接受学的多个角度切入，作到了精细深微。例如，对于诗体，以往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这种诗体的风格特征、艺术特色、创作情况，而很少研究其流传与接受问题，而本书中的《白居易与“长庆体”明代诗歌接受文献缉考》等文章，则对诗体的接受史给予充分的关注。这种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新辟，也是具有启示性的。

　　总之，沈文凡教授的《唐诗接受史论稿》精细了唐诗接受史研究的对象，拓展了唐诗接受史研究的范围，开阔了唐诗接受史研究的视野，体现出闳深丰厚的学力，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专注的治学精神，为唐诗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为后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许多新的重要资源，它的出版是唐诗接受史研究的一个令人欣喜的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