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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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

　　重耳，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晋国国君晋文公，生于公元前697年，卒于公元前628年，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下面为大家带来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快来看看吧！

　　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1

　　在《晋公子重耳之亡》这篇文章中，记载了晋文公重耳从出奔，流-亡到回国夺取政权的经历，通过对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的描述，运用正面、侧面、细节描写、对比描写等描写手法，比较完整形象地刻画了重耳的形象，了解重耳是怎样“由一个贪图享乐、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成长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春秋时代显赫一时的一代霸主”的。

　　首先，从整体上来看，在重耳回到晋国以前，他在各国受到的生活待遇，娶妻于狄、齐、秦，有礼于宋、楚，无礼于曹、郑等。而回晋以后，则主要记叙政权巩固上的大事，听从寺人披的意见以除奸，听从头须的意见以善待随同流-亡者和守国者，求介之推则表明知过能改以及求贤用贤的意识等，展现出重耳雄才大略的政治形象。通过这前后两方面的对比，形象地展现出重耳的成熟过程。具体来说，重耳从狄国到齐国可谓是第一阶段，这时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只知享乐的公子，不能承受艰苦而怀妻安居；从曹到郑则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曹、郑之人对重耳的观察说明重耳已经不是从前的重耳，必将得志于天下；从楚到秦则是重耳自我的表现，体现他政治上、性格上的逐渐成熟。后者，事件发生的渐进过程更进一步张扬了他政治上是怎样成熟的，从这些看来，重耳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其次，从细节描写上来看，重耳的成功也不是凭空就达到的。我认为第一，得益于重耳所遭受的磨难，磨难使他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机会。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从当初大祸临头而迫不得已的出逃到流-亡中的屈辱、困苦、安乐的体验，如当时经过的小国，如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等，皆“不礼焉”，使他明白了身在宫廷、耽于逸乐所不可能明白的人生真谛，在身、心两方面受到陶冶和磨炼。第二，得益于重耳本身的性格，在一定情况下，他能够对一些事情包容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对于他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公子重耳走到五鹿，在向

　　野人讨食时得到的却是土块，在子犯的劝说下能够收鞭息怒，接受后叩头致谢，将土块当宝物收起。重耳能忍受一时的屈辱，是气度博大、胸襟开阔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强者并不一定体现在表面上，外表上装模作样，恃才逞强，处处锋芒毕露，时时刻刻咄咄逼人，未必是真正的强者，未必能成就大业。而重耳正具备着与一般人不一样的气度，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正是他能够成就大业所必须具备的品质。第三，得益于他身边的一批贤才、忠臣之士，包括几个重要的女子。重耳善于结交有智慧、有好的品德、有能力的人士，跟随他出亡的从者数量众多且才力超群，大都是当时晋国的栋梁之材或智能之士。据文章介绍，跟随重耳出亡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参以《史记》、《国语》，则知重耳的从者还有狐毛、贾佗、介之推等许多贤士，称得上是人才济济。正如僖负羁之妻所说：“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他们毅然决然跟着重耳流-亡。也正是这些人士，在重耳走向失败的危险，或者走错路、绕弯路、白费力等时，跟随在重耳身边的这些人，总会把重耳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给重耳出谋划策，帮助重耳克服贵公子的陋习，激励重耳树立远大的志向，向霸主的目标奋进。如齐桓公把齐女姜氏嫁给他、给予他优厚的待遇时，此时的重耳已经沉湎在安逸的生活中，已胸无大志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堕落很容易，要不是他的妻子和身边的子犯、魏仇、颠颉等人头脑清醒，强力把重耳带走，拉回正途，重耳可能就永远一辈子呆在那里，也就没机会当晋国国君了。又如他身边的忠臣介子推，在重耳没有要到饭吃，几乎饿昏的情况下，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做了一罐肉汤，让重耳度过难关。重耳身边的女子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如夫人季隗，有一次重耳回到家里对夫人季隗说：“晋国来人要杀我，我在这里已经呆不下去了，你跟孩子们可要好好保重，如果我二十五年后还回不来，你就不必等我了。”而季隗哭泣着说：“男子汉志在四方，何况你是晋国的公子，就放心走吧，什么二十五年，那时我都成老太婆了，还改嫁什么”这可以看出季隗对爱情的忠贞，同时也在事业方面对重耳的支持。又如上面提到的姜氏，在政治上有着远见意识，当重耳贪图享乐、胸无大志时，把他拉回正道。通过她们与重耳形成对照，突出重耳的弱点，督促他克服轻狂、贪图安逸、任性骄傲等贵公子的劣性和陋习。所以重耳身边的人对他的成功有着重大的影响。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说明重耳能得人心。第四，得益于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从当时列国形势大局和地理位置来看，齐、宋、楚、秦虽和晋是异姓国，但因都在争取霸权，急需获得同盟的力量；而晋国正是他们争取联盟的首选目标，所以重耳在经过各个大国时受到规格不等的礼遇，如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正因他们的礼遇，重耳在外流-亡过程中得到安置接待，解决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促进了他事业上的成功。如公子重耳最终在秦穆公的全力支持下，经过秦国-军队的直接干预和策划，终于返回祖国，夺取了晋国的政权。

　　除以上的分析以外，我认为重耳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离不开他自身的雄才远略，政治才华。就拿《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的“退避三舍”来说，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首先，履行当年许下的诺言，以此来表明重耳是个讲信誉的人，树立其重信守诺的良好形象。其次，他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最后，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战斗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这正是晋文公重耳政治谋略的一大杰出表现。同时，重耳还具有着雄心壮志、深谋远见，严政教民，重用贤才等品质，他不像夏桀德政衰败、民不聊生；商纣昏庸享乐、残暴无度；秦二世暴略凶狠、大势残杀等。这也是他赢得众人拥护支持，巩固晋国政权的需要，也是晋文公志在争取霸权的前提条件。据《左传》介绍，重耳的哥哥太子申生已愚忠自裁，其弟夷吾(晋惠公)则忘恩负义，反复无常，以至众叛亲离，自取灭亡。其他兄弟更不值一提。众公子的无能和平庸，通过对照和映衬不断深化公子重耳的形象，适足

　　以衬托出公子重耳的卓尔超群和远见卓识。晋文公长期流-亡国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增长了知识才干，即位后努力治理国家，注意整顿国内政治，发展生产，安定人心，晋国很快富强越来，便开始向中原地区发展自已的势力，说明他有着称霸的雄心壮志。其中城濮之战的获胜，与重耳严政教民，君臣上下团结一心，运用外交手段拉拢盟国，在战场上讲究战术和谋略等做法有直接关系，正如上面提及的“退避三舍”，能充分看出他的政治谋略和高超战术。当然，晋文公重耳也有着称霸的政治野心，如重耳的八个同父异母兄弟都先后去世，当政的晋怀公是晋惠公夷吾的儿子，即重耳的侄子，但重耳在夺取政权后，毫不留情地把怀公杀掉。这正体现他的政治野心，其实这也很自然，是他称霸的前提，是历史的必然“大鱼吃小鱼”的规则，否则社会很难进步。晋文公重耳在执政过程中重用贤才，知人善任，充分发挥贤人的力量，如《国语》中提到“晋公子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此三人者，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咨焉。”除此之外，他还执法无私，如颠颉和魏武子二将，追随重耳十九年，为他出谋划策，毕恭毕敬，但是违反军令，重耳照样处理，严惩不贷。因此晋军将士们遵纪守法，勇敢善战，成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劲旅之一，晋国更加强盛，文公威名更加传播了，更有利于实现他称雄称霸的野心。

　　其实，晋文公重耳不仅是一位事业上的成功者，同时也是一位极富孝心、懂得知恩图报、知错能改、重贤用贤的人。如他因太子申事件遭了难。晋献公进兵蒲城，蒲城人想抵抗，重耳不允许，说：“依仗父亲的恩赐才享有养身的封地，才得到人民的拥戴。有了人民的拥戴就对抗自己的父亲，没有比这罪过更大的了。我还是逃跑吧。”于是逃到狄国。又如公元前636年重耳回国即位，他启用大量贤能，在平息吕、隙叛乱后，举行了复国封赏大典，原来跟随他逃难的人，一下子都加官进爵，成了晋国显赫一时的人物。那些同情过、接济过他的人，也都做了官儿，此外，投降归附的旧臣，也都做了适当安排。他还下令，特赦了吕、隙两族的家眷和随从。至此，晋国结束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但当他在张解的诗文提示下想起想起了逃亡路上割股啖君的介子推时，派人找了好几天都没消息，有人建议说：“介子推最孝顺。如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老母亲跑出来。”文公便下令烧山，一连几天，大火才灭，可是，介于推始终没有出来，晋文公派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大树底下。文公后悔万分，就把介子推

　　安葬在绵山之下，并为他建立祠庙一座，为了世世代代纪念介于推的功劳，晋文公还下令，把绵山改为“介休”，意思是介于推休息的地方，并把树根创了起来，命匠人做成二双木鞋，不时会在脚上，呼为“足下”，以表示对介于推的思念。等等这些，足以看出公子重耳是一位极富孝心、懂得知恩图报、知错能改、重贤用贤的人。

　　总之，晋文公重耳是一位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实现了自己称霸的梦想，他统治下的晋国日趋强盛，他在位只9年而亡，然而晋国的霸权却存在了长达百年之久，并从此奠定了其春秋第一强国的地位。

　　左传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2

　　谈起晋文公，不得不提的是《晋公子重耳之亡》；谈起《晋公子重耳之亡》则不得不提的是其人物形象的刻画。沈玉成先生对其评价道：“这段著名的文章在刻画人物上是极为成功的。它甚至超过了许多小说对人物的塑造，避免了类型化的毛病。后世小说中，英雄落难的题材多少受过它的影响。”

　　《左传》善于在列国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叙写历史人物。而重耳离开晋国逃亡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晋国内部权力斗争。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重耳开始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在流-亡过程中，重耳受到不同的礼遇，同样与当时列国之间的斗争形势有关。作者把重耳放在如此尖锐复杂的诸侯争霸斗争矛盾之中，让他从一个贵族公子磨炼成为一个有深谋大略的政治家。

　　文章伊始，重耳是个典型的贵胄公子，缺乏雄心壮志又毫无政治斗争观念，并且恪守致死守旧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当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派人谋害重耳及兄弟时，他仍固执己见：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重耳是懦弱的，但相对于他身为一国之子的身份而言，比懦弱更可怕的是他缺乏大局为重的观念与复国之心。逃亡至狄国，他娶季隗为妻，尔后一呆便是十二载。离开时，竟让妻子等他二十五年，这荒唐的要求反映了他对前途毫无把握的心态。逃亡至齐国，又娶姜氏为妻。他贪图一时安逸，以齐为温柔之乡，视流浪生活为畏途。说到这，便不得不提重耳在齐国的这位妻子。姜氏的韬略恐怕让男子也颇感惭愧。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位竭力付出的女性，她看出了重耳“有四方志”，但她轻小情重大局，在姜氏看来“怀与安，实败名”，她是个识大体、明大义的女子。难能可贵的是，面对重耳的不才，仍沉溺于享乐，她与子犯出谋划策：“醉而遣之”。却怎能料到重耳醒后竟要“以戈逐子犯”？悲哉！这一段写得波澜迭出，曲折生动，叙事角度几经变换，饶有戏剧性。正面描写重耳的文字只寥寥几处，却准确地传达出他的心理状态。而利用详写姜氏的言行，一方面借此鲜明地刻画了有一个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侧面衬托出重耳在逃亡过程中的心态与思想。

　　同样是利用这一点，在“过卫”这一段更为精妙。乡下人用土块施舍，这在重耳看来自然是恶意的嘲弄。“怒欲鞭之”正说明他不谙世事，任性暴躁，为泄一时之愤竟毫不顾及身处异国的危险处境。幸亏老练沉稳的子犯机智地扭转了局面，称其为“天赐也”这样既平息了重耳的怒火，又在潜移默化中巧妙地借此事激励他的信心。作者对重耳的随从在他成长以至于称霸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或通过人物之口间接评述，或借以具体事例直接描写。这些人物形象由此而突现纸上，却无喧宾夺主之弊，从不同侧面衬托了重耳。

　　重耳的种种荒谬与堕落浮现于眼前，不禁使人纳闷，这样一个毫无作为的懦夫又怎会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呢？我们不得不否认一个事实，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然而，接连不断的流-亡生活造就了他，使他战胜了怯弱、颓废，形成了坚定的意志，锻炼出老练的政治头脑和谈吐举止。重耳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识，认清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确立了复国图强的政治理想，于是他的霸主性格也逐渐趋于成熟。这一转变离不开他在曹国的经历：“曹共公闻其骈肋，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这个细节极为俭省，但却反映出他在曹遭到的轻侮和鄙薄，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刺痛了重耳。

　　如果说曹国之亡还不足以呈现重耳趋于成熟，那么在楚国的经历无疑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楚国，楚王盛情招待他，他不为所动。在回答楚王“何以报我”这个居心叵测的问题时，他不卑不亢，随机应变，从容对答，毫无寄人篱下的卑怯之态，言吐温文尔雅，态度斩钉截铁，委婉的外交辞令中寓含着强硬的政治立场，表明他在政治上已渐趋成熟。

　　在秦国，他更表现得像一个泱泱大国之君。作者通过两件事表现了这一点。一是生活琐事，当怀赢为一点小事而向重耳发怒时，他不仅没有摆公子架子，而且“降服而囚”，表示谢罪。这看起来是琐碎而不足挂齿的口角，实际上正是作者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的精彩之笔。二是政治大事，秦穆公宴请他时，他赋《河水》之诗，用河水朝宗于海表达对秦的敬意。此时的重耳不仅不贪图新婚燕尔之乐，而不惜降志辱身以求复归晋国，与从前那个鲁莽的“欲鞭之”贵公子判若两人。

　　从狄到楚国，再到最后的秦国，作者在动态中把握人物性格，将其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岂不妙哉？

　　文章后半部写重耳归国后，平定内乱，巩固统治，不如前半部有特色，但也写得生动引人。重耳归国后，千头万绪，而作者单单详写他对寺人披和头须不念旧恶，弃瑕录用一事。文章写重耳虽然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老练，但面对昔日的仇人他也禁不住怒从中来，挖苦讽刺。但是，十八年的流-亡生活使他心胸开阔，洗掉了睚眦必报的小家子气。经过冷静的思考，他终于不念旧恶，接受了寺人披的帮助。这种从大处着眼而搁置个人恩怨的故事，对于一个成熟开明的政治家是并不罕见的，但具体做法则因人因事而异。置射钩而用管仲是齐桓公，置断袖而用寺人披是晋文公，同中有异，异中见同，成功的文学作品，其巧妙、韵味也正在其间。

　　而就文章的'艺术而言，除前文所提及的之外，还具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高超的叙事艺术。本文虽涉及的人物多，时间长，头绪繁，作者却络绎写来，繁而不乱。选材布局，繁简适当。层次之清楚，几乎无懈可击。这一点在文章前半部分尤为明显。重耳虽在十余年间先后流-亡八个国家，但作者并没有一一罗列，而是从中撷取最能表现人物际遇、性格的环节着力描写刻画。重耳在各国的经历，除了作些必要的概括交代外，重点记述一两件事。略者惜墨如金，详者描写细腻，如重耳在宋的情形只用“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一句带过，在楚、秦的情形则详加描述。有的段落正面描写重耳的言行，但时常并不占据主要篇幅，只是勾勒数笔以显其神态，而荡开笔势去写其他人物的言行，从侧面衬托重耳的形象。整个过程脉络分明，首尾呼应，繁简相宜，行文跌宕起伏，叙事手法富有变化，主次映衬相得益彰，不只重耳的形象形神兼备，其他人物也多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与此同时，《晋公子重耳之亡》的语言精炼传神，叙事写人，莫不毕肖，特别是人物对话，不但表现出人物的独特性格及其发展变化，而且常常反映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如重耳别季隗，对楚王，寺人披请见，都是十分精采的段落。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介子推与其毋偕隐前的对话所言：“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其次是富于故事性、戏剧性。作者在叙述基本故事事件的同时，恰当的穿插了一些细节描写，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谋、薄观裸浴、馈飧置璧、沃盥挥協、降服谢罪等等。这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读之趣味盎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性。朱自清这样评价《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而本文则是以下见大，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时，突出表现各类人物的活动，展示人物的独特精神风貌，表明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不但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形象地表现出重耳如何由一个平庸稚嫩、贪图安逸的贵族公子，历尽磨难成为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曲折过程。

　　第三，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子犯的机智，赵衰的稳重，曹共公的委琐，寺人披的阴险狡诈，竖头须的随机应变，介之推的高风亮节等；文中的七个女性也都各具特色。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物形象的刻画与艺术手法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精妙的艺术手法也如何将前文所提及的人物如此淋漓尽致、形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唐代刘知畿《史通》的评论《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作者叙事写人，特别善于从历史素材中提炼出生动的情节和细节，虽也有许多概括简略的叙述，但更重视具体描写人物富有特征的言谈、行为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刻画入微，形象生动，构成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意味。

　　艰难困苦是重耳的磨刀石，没有它便没有其称霸时的所向披靡。《晋公子重耳之亡》无疑是《左传》中最为出彩的文章之一，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手法，以及借重耳流-亡之事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等不得不让后人读来啧啧称赞，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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