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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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人物形象分析

　　《浮士德》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与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同为欧洲的四大名著。

　　《浮士德》是歌德根据16世纪一个民间传说写成的诗体悲剧，它花费了60多年的时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全书长达一万两千余行诗句，分上下两部；它描写了主人公浮士德一生探求真理的痛苦经历。而在民间传说的长期流传和欧洲作家的反复加工过程中，浮士德这一形象凝结沉淀了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欧洲和德国民族广袤深厚大社会心理，其内核是对“历史之谜”期望作出解答的德国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他对自己生命本真和意义的自我意识，也就表现为分—裂已是：至于型、情欲与理性、人性与神性都处于剧烈的搏斗与奋争中，对意识的分—裂和二元化的体验使他充满了苦恼：“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是互相分道扬镳。”浮士德的灵魂虽然在梅菲斯特的引诱下沦落，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沦落，他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斗争与矛盾，这也就是善与恶、灵与肉的不断斗争与冲突。

　　《浮士德》带有歌德的自传色彩，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融合进了歌德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征，而且这部作品诞生和贯穿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或多或少的带有那个特定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共性。18、19世纪是一个多元化文化凸现，封建主义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换时期，人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都正处在一个重新建构的重要时期，人性中的善良与丑恶的因子就在不断的斗争与撕裂状态下。而《浮士德》中的上帝正是代表了人性中善良正义的一方，而魔鬼梅菲斯特却恰恰处于对立面，是丑恶与罪恶的化身。浮士德这一人物就是“人”的代表，代表着整个人类，而他一生的结局就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浮士德那种超人的智慧和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精神。这就是人性中的一种积极肯定、向善的精神，尤其是作为人类追求意识的体现者而出现的。但是，为了凸现他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歌德运用了辩证法的论证，浮士德这种对生活的肯定，真理的探求都是通过对错误的不断否定来实现的。而作为人类的代表他又是善与恶的矛盾统一体，有着灵与肉，理想与现实实践的冲突，追求的古典美与现代社会现实的不协调性，因而由于人格中的弱点而被魔鬼梅菲斯特利用引诱而屡犯错误，屡陷迷津。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堕落，完全沦落，而是处在一个不断的斗争中，这善与恶这两种思想正是在他的意志与占据控制心灵力量的大小而此消彼长不断变化，导致了他的行为的不断变换与痛苦抉择。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心灵革命与社会实践，感官之爱与艺术之美，共组一种平衡的生命观照。它们共同驱使冀望超越自己的人迈向善。而最终，绝对完美的善，却是在上帝手中，要透过上帝的恩宠才能获得。这是获救的真义。浮士德没有忘记自己的恪守的原则和他人性的本真内在本性，使得他有着战胜诱—惑的力量，去恶向善，排除欲的干扰，最后在理想国的实现下攀升进灵的境界，在此突出了人性中的理性力量和向善性的巨大作用。他的灵魂未被梅菲斯特所带走，而是在上帝的天使带领下进入天堂。这也就代表着善良最终仍然战胜了邪—恶与丑陋。

　　浮士德在带领群众改造自然，兴建海边乐园的壮举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找到了智慧的最后结论，也领悟到了理想的人生：“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他的热爱自由，积极进取，努力创造，乐观向上的精神得到了上帝的垂青，尽管曾经因为被引诱而犯错，但是上帝善待那些去恶向善的人，怜悯并接纳他们。而且他的一生的奋斗也证明了上帝的话，人在努力时尽管难免迷误，但是会返归正道，由迷混不清进入澄明之境。

　　正如在《歌德谈话录》中说的：“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道德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不是人类沉思的产物，而是天生的内在的美好性格。它多多少少是一般人类生来就有的，但是在少数具有卓越才能的人的心灵里大道很高的水准，这些人通过伟大事业或为大学说显现他们的神圣天性，然后以这种天性所展示的美赢得人们的热爱，强有力的因达人们敬重和效法。”“对道德的美与善的价值的知觉可以通过经验和智慧获得，因为丑恶已经证明自身是个人和集体幸福的破坏者，而高尚正直则是产生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因此，道德美便得以成为教义，作为一种明白表述的道理在所有民族中传播开来。”

　　《瓦尔普吉斯之夜》这一场中是在玛干泪接连遭遇误杀母亲，哥哥被杀，自己疯癫，私生子被自己溺死而被判死刑，囚在牢狱这样的背景中进行的，但是尽管最初浮士德受到魔鬼的诱—惑而赴宴，而且他对群魔夜会上放纵无度的淫欲有所追求，但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经过了灵与肉的冲突，善与恶的斗争，欲望与道德的矛盾，唤醒了他对春天的感应，从溪流中谛听到“亲切的爱的呻吟”，在群魔乱舞中爆发对玛干泪的思念和不安。而在明白了她的处境之后，就愤怒的指斥梅菲斯特“我为了这个唯一的姑娘的苦难就觉得痛彻骨髓，而你却无动于衷地对千万人的命运狞笑！”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潜意识的道德里是善良的，有良知的，但是在魔鬼的作用下却往往是不容乐观的。后来还有出于对情敌的妒嫉，使得帕里斯的精灵爆炸；为占有海伦，他用武力驱逐她的丈夫；为创建海边王国，他以人为畜，死人无数，最后导致了不愿迁居的老夫妇的死亡，尽管他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永恒的爱”和“崇高的灵的境界”和实现“在自由的土地上居住着自由的国民”的社会理想。彩虹般的人生中本来就存在着人类感情的多层面结构这种”多声”现象，正如俄—国著名作家格林卡在其《札记》中所说：“生活中一切都是对位的，也即互相矛盾的。”而歌德也发现自己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泛神论者；作为自然研究家，他是多神论者；作为有道德的人，他倾向于相信一种神性的人格。这样对于浮士德的这种矛盾性格的塑造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种善恶冲突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带上了时代的色彩和意义，价值观念的尚未成熟，多种价值取向共存，没落的封建势力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斗争与冲突等等，这些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浮士德的尸体最后是在上帝派出的天使们抬向了天国，得到了光明，使得上帝获得了胜利，这就要归功于他的乐观向善，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人格精神，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胜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小世界到社会，理想的大世界，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正如歌德所说的“他不是让人固定在特性中，而是让人在内在的法则中看到心灵生活的统一性，这种法则把这种统一性的各个生活瞬间结合在一起，好似结合成它的存在的旋律。”这让我们对付使得这个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摧残桂冠的人物形象的内在性格和人性有力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我们不禁要说：“歌德是美的作家，如同拉斐尔是美的画家，莫扎特是美的音乐家。”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在这里，浮士德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歌德是将他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当然，所谓全人类其实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扩大化罢了。同启蒙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无二致，歌德也是把本阶级视为全人类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从政的失败，表明了启蒙主义者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与海伦结合的不幸结局，则宣告了以古典美对现代人进行审美教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最终，浮士德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一再描绘的"理性王国"的影子，并依稀可闻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唤未来的声音。

　　浮士德的形象还有更高的哲学涵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二元对立给浮士德和所有人都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的内在的严重矛盾。在《浮士德》中，这一矛盾贯穿了主人公的毕生的追求，体现为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和他与靡非斯特的冲突的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是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的内在化的体现，而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则同时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在化体现。在与靡非斯特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谓危机四伏，随时皆有可能堕落为恶魔的奴隶。但是，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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