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庆典发言

十年庆典发言

让思想发声

十二年前，将雏挈妇，万里归来，到一家新单位任教。寒冬腊月，一场大雪飘飘洒洒，天地皆白。三十多岁，终于结束了漫长的二十载学徒生涯，此刻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满心欢喜。于是，每天埋首书山，起早摸黑，孜孜不倦。

春天来了，冰融雪消。党/委/书/记推门进屋，要我下楼去做广播体操。我说不喜欢广播体操，他说这是集体活动，无关喜欢不喜欢。我说不喜欢集体活动，只耽溺于个体活动。他说个体必须服从集体，无例外。因为家境蹇促，我自幼性情自卑，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特别是集体性质的体育活动，也不喜欢那叫做体育的体力支出，野蛮竞技。肚子填不饱，竟会雀跃于汗水淋漓中野蛮体魄，那是天方夜谈。因果辗转，本人身体动作缺乏协调，以“左手左脚”闻名于妻女，也见笑于妻女。总之，自幼而长，我从不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肢体残缺性。

说到底，这些叫做教授的物种，其实都是懦弱之辈。不知道是出于懦弱，还是真的慑服于集体主义，抑或，顾全大局，终于，我和法学院的教授们，老老少少，于上午阳光明媚时分，或者，某个不特定的时刻，在楼下草坪旁，站得齐齐整整，于统一号令下学做广播体操，人模狗样。犹记得，当其时，围观的学生，花花绿绿，唧唧喳喳，我于左支右绌、上气不接下气之际，深感窘迫，倍感不得不听命于人的羞辱。我不但从此在学生面前暴露了自己肢体极度缺乏协调这一情状，而这是我实在不愿暴露的“私生活”，更在于不无天真地痛苦“为何我们竟无选择的自由”。

此刻叙说这一鸡零狗碎，是想说，大学之内竟有恶霸党/委/书/记，他们时常拍桌子打板凳，吹胡子瞪眼睛，训训这个批批那个，逞威风耍脾气，属于这个地球上极其少数国家的特色。可怜那叫做教授的雄性动物或者雌性动物，在他面前唯唯诺诺，像龟孙子。学府，学者的共和国，一个读书人凭藉知识和思想构筑的精神堡垒，居然有一个叫做党委书记的蹭饭者，这是一种制度安排。此种安排的根本旨意，就在于昭示究竟谁才是这方水土的主人，让你明白你们这一群家伙得有人管着。明尊卑，示主奴，端的管用。这是什么呢?朋友，今天我们知道，这叫“制度性羞辱”。好比说，依据当今中国的司/法体/制，律师是不折不扣的弱势存在，甚至弱到随时可被“当庭驱逐”。——立法上说了，“不要随意驱逐”，但终究可被驱逐，实际上就刚刚发生了当庭驱逐这件事儿。这也叫“制度性羞辱”，对于脆弱的司法民主的极度嘲弄。那边厢，说得具体点儿，譬如王立/军这样的官员，大模大样地横行于学府，挂个教授、博导的牌牌儿玩玩，众星捧月，云蒸霞蔚，其于“学者的共和国”，同样属于典型的“制度性羞辱”，也是“日常性羞辱”。当今中国，无论那所学府，外表光鲜，内里不知有多少王立/军、张立/军、江立/军、姚立/军、欧阳立/军、尉迟立/军……

在此制度安排下，书记不时敲打敲打你，让你暴露一下肢体的不协调，创造出了很好的“日常性羞辱”的效果。“制度性羞辱”和“日常性羞辱”两相交加之际，就是我们生存的危难之所。说来悲哀，这一群叫做教授的读书人，这一群我们称之为同胞的中国人，当此之际，多半情况下还是选择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算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头。就算羞辱太甚，除开个别强项的，绝大多数也还是低眉顺目，呜咽一口，叹气两声，然后继续将茶杯里的风波搅和再搅和……

是的，能忍就忍。老大文明养育下，数千年的教化，早已钝了野性，她的子民多半纯良而温驯。可是，我们也知道，人总是希望充满尊严地活着，人总是渴盼他人的尊敬。自尊并尊敬他人，这是人的天性，不分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人类的天性。生命政治的可贵，就在于揭示出了生命的承认政治的本质。尊严及其承认，从来就不是少数人才有的专利。在我个人，就我们这一群从业者而言，受辱含垢的经验，历经反思内化，沉积于心，诉诸于情，总会有所反应和反映。既不能和他打架，又不乐于破口谩骂，因为我的教育告诉我，这不是一种适宜的解决方式，那么，怎么办呢?

秀才一支笔嘛，朋友，当然便是诉诸文字了!所谓历史，就是文字，有时候，是血写的文字。由此，为身体招魂，叫灵魂咆哮，让思想发声。

诸君，今日中国，办杂志，办学术会议，包括今天在下此刻发言，都是一种让个体获得发声的机会。情感和思想借助声音而翱翔，文字获得了自己的灵性。个体经由发声，免予无声状态的吞噬，就是免予恐惧，在交谈中保持人性，而不再惧怕无声状态所织就的恐怖暗夜。孙国栋君只手双肩办杂志，十年，表征的正是这样一种个体的坚守。个体之坚守，就是在为大家发声，使我们免予无声状态的吞噬。大家一起冲破噤声的墙，将那无声的恐惧放逐，于控诉羞辱中拆解羞辱，而重建生命的意义。

国栋，我亲爱的朋友，向你致敬!

不宁唯是。“发声”不仅使我们免予无声状态的吞噬，而且，经由发声，思想获得了思想性，一己的理念获得了公共性。进而，我们从一种市民的私性存在，进境为公民的公共存在，于公共状态中实现我们全体人民的公共存在。一个赋予自己国民以公共性存在，换言之，一种有尊严的生存的国度，这样的法权安排，才是良善的政体;一个让人民自由发声，将大脑松绑自由驰骋，从而作无限探索的人间秩序，才是良善生活。由此，芸芸众生才有可能体面地生活，而共同营造出正派的社会。良善生活与正派社会，才堪安顿生命，尽管它同样是一场漫漫逆旅。总之，经由发声，以思想的交流实现个体尊严的生存，是包括开会、发言、办杂志等一切发声装置的终极目的所在。它是功能的，也是伦理的，更是生存论的。

当今中国，的确，如论者所言，大门既已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了。此时此刻，各种思潮汹涌，民间不满日积，地火在奔突。社会上下，既心怀憧憬，又心智恍惚，忐忑而忧愁。面对“闷局”，大家心情急切，可与此同时，心灰意冷、无能为力、心志疲惫，甚至于恐惧，仿佛成为一种时代病征。此情此景，多少有点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末期那两个时段的意味。可能，“民主中国”已然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果真如此，下一个“十年”到来时，大家怕就不会如此“沉郁悲壮”了。因为“民主时代”降临，我们一起跨入真正平庸无聊但相对安全而安宁的时代，烦心事少不了，揪心事多不了，伤心事躲不了，过日子，过好日子，好好过日子就是了。那时节，但愿我们再为《律师文摘》祝寿，只谈风月，不谈风情，且将那岁月悠悠，尽付于苍烟夕照，一笑出门，千里落花。

谨以此自期，并相共勉，而祝福我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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