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读书笔记

这几天在读苏力老师的文章，先读了最近的两篇，文中观点令人信服，多少有点“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感觉。接着又读十几年前的几篇，可能因为开历史倒车的缘故，心中生出不少矛盾和冲突。直至读到《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中“国家制定法的作用”一部分时，对比前面发现落差甚大，在这整理一下心里这些矛盾。或许不关别人事，只是因为自己“倒行”而生的“逆施”吧。

法理学读书笔记

正解“国家制定法的作用”

综观以上几点，发现先生论证时有些避重就轻，将不利的说法隐而不提，先生为何不谈“公了”真正的作用，真正的好处呢?那我来谈谈，针对先生提的三点我一一对应来说吧。

首先，先生认为民间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正是因为国家制定法在背后起作用，或者说正是制定法的“作用”。先生此处是不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为什么当事人会隐隐的怕制定法，我想，是因为它被执行，而不是它被规避，如果国家制定法总是被顺理成章、成功规避，那人们还会怕这只“纸老虎”吗?它还能在以后的规避过程中拐弯抹角的起所谓作用吗?

其次，可以看得出先生也注意到了“私了”当中存在的很多不平等，即文中说到的“对法律知识掌握的不平等、支付能力、家庭背景及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却又偏偏将在农村实践中最不重要的“法律知识”不平等放在前面，大谈特谈，而将其他几个放在括号里，一笔带过。显然这样容易达到先生的论证目的，但却是很危险的。其实对于强奸这样一个可罚性很强的行为的法律认识，大家又能相差多少呢?而在所谓民间法，所谓“私了”当中，后几个因素之作用恰恰是极巨大的，致命的。根据身份和地位来配置权利和义务正是所谓民间法、“私了”的最大的硬伤，而先生却将其隐而不谈，所以危险。

这不正如先生几年后在《一个不公平的司法解释》中写道：“看似一般性”，“结果是有强大的选择性的”吗?这不是给“某些特殊群体的犯罪违法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吗?鲁迅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想我们的国人。”中国的林子特别大，什么鸟都有，最不乏投机钻营、恃强欺弱之鸟，门一开，它们可就自由翱翔起来了!

第三点就更显牵强了，先生认为国家制定法通过此次“私了”、规避制定法的一番折腾之后，毕竟“产生了某些影响”，其实相当于我们说的法律的教育作用。并且说“它将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不能忽视“，当然不能忽视，但是有更大、更直接的影响、作用时，我们为什么不要呢?如果法律能够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执行，不是更能起到教育、规范的作用吗?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的，通过另一种有点颠倒黑白的方式来曲折的体现那么点容易被“忽视”的“非常有限的”影响呢?

更何况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定法的.执行才能正本清源，将颠倒的黑白再颠倒过来。

试想，使整个局面陷于困境的始作俑者是谁?是那个犯错的男青年啊，相对于他，大家都是受害者。即使退一万步讲，他的行为起码也是不合适的，是有社会危害性的，我想这点应该是明确的(要一般化、推此及彼的看，不能固着于个案)。那么，两种解决方式，哪一种更能减少和遏制这种行径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为什么先生要绕开这最核心、最紧要的的问题，不对这个施暴者追究他十多年后在《弱势群体保护的制度性权利配置》中高高祭起来的法宝――现代公民的“个人责任”呢?

是不是有点《弱势群体保护的制度性权利配置》中写到的“把问题归结到抽象的制度和社会，有意无意的不甘心就事论事，希望比普通人更‘深刻’，隐含的有一种教育民众、自我承担“社会良心”，一种‘启蒙’的姿态”呢!

“妇人之仁”，还是“冷峻的仁慈”?

《秋菊打官司》无疑是艺术品，“私了”的案例，先生说是“有所增益”的，所以也可视为准艺术品。既然是艺术品，毕竟与现实不同，作者必然运用艺术手法将人物、事件典型化，将他要表现的一点、一面放大、增强。现实生活中，有秋菊意味之人必然不少，但顶多是有其这一点，或有其那一面，怎么会有活脱脱一个“秋菊”呢?真实的未必是正确的，因为，有所选择的只讲真实的一部分，而不讲其他部分，就不啻于是在歪曲，在扯谎。正如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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