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读后感

政治读后感（通用6篇）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哦。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政治读后感（通用6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治读后感 1

　　（一）何为门阀政治？

　　是指世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出现的皇权政治的表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来自于皇权政治，又逐步归于皇权政治。很多人认为东晋和南朝，都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一句“王与马共天下”就是最好的解释，形成“祭在司马、政在士族”的百年格局。

　　政治上：发端于琅玡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睿渡江立业于江左，开启“东晋”政权，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终于太原王氏两支脉系的覆灭，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

　　意识形态：由儒入玄。（出入玄儒，内圣外王。）

　　经济基础：大田庄产业（山川与耕地相连的多种经营，具有比较强的自给自足性质）

　　军事基础：方镇，流民帅与流民

　　形成原因：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

　　主要构成：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这里指高层当权世族，亦即本书讲解门阀士族）、次等士族（北府武将、旧族门户里的晚渡江者等，东晋末期反对门阀士族垄断政权而进入历史舞台）、吴姓士族（世居三吴地区的士族，政治上未进入国都建业圈，经济上坚守既得利益）

　　（二）百年门阀政治中的大家族及其代表人物

　　西晋经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后，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

　　①第一大士族为琅玡王氏，代表人物王导、王敦。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常征讨长江上游，一为政，一为军。

　　②替之为颍川庾家，代表人物庾亮、庾怿。庾氏兴于江左主要是由于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

　　晋元帝以来，在皇帝与门阀士族，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礼法旧门与门阀士族， 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斗争中一般以门阀士族胜利告终。士族门阀在维护固有利益时存在一致对外性。同时，士族与士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门户矛盾，庾家与王家对江州的激烈争夺可证实这一点，其中包括王允之的逝世和庾冰、庾翼相继死亡，前者是琅琊王氏由权力顶峰转衰的标识，后者颍川庾家势力骤减的原因。

　　以上内部因素，加之外部北方后赵盛极而衰，东晋政局得以“永和安定”（简文帝名于玄学清谈）。

　　③谯郡龙亢桓氏，代表人物桓温。桓温三次北伐，入建康、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桓温一生持重，预取先于，一步分作几步走。

　　而司马昱简文帝的遗诏问题上，有三种意见：桓温希望简文帝禅位于己、司马皇室希望桓温依周公居摄后当“复子明辟”、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不允许桓温移鼎亦不准据摄，两大士族力抗桓温，延续晋室王朝。

　　④陈郡谢氏，代表人物很多：谢鲲、谢尚、谢安等等。谢氏家族得以在东晋地位上升经历了谢鲲的由儒入玄；不同于当时世家子弟不事武职，谢尚军队历练丰富，既在北伐中于邺城得传国玺，又于寿春采拾中原乐人以备太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谢尚能力之强；真正使谢氏成为江左最高门第之一的，是谢安。一阻桓温九锡之请，扭转朝局；二是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谢氏的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特点明显，主动让出中枢相权和北府兵权。而当谢玄解开驾东归以致于死，标志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

　　而需要说明的是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代表物是桓冲，也是谢安主要对手。在面对前秦苻坚南侵之危险时，两人虽各处西线、东线抗敌，但纷纷以亲信争夺江州刺史，可见门阀斗争之激烈。

　　⑤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时间在淝水战后到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间。代表人物分家族两支：王蕴之子王恭、之女适孝武帝，为皇权拥护者；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之子王忱等、之女嫁会稽王司马道子，为相权拥护者。前者被倒戈的刘牢之斩灭，后者只剩王愉一人被刘裕诛杀。至此门阀政治终场。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以上五大世家，只有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性的大规模的毁灭性打击，得以绵延。后世所称的“王谢堂前燕”既为五朝门第之王姓、谢姓之人。

　　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且兼重人物。重宗族利益而不着眼于家庭，因而士族在选择挑大梁者时慎而敏，不专重嫡嗣，以图光大门第。家族之间，婚和宦是重要途径。因此，世家大族之间的斗争常常亦是翁婿、兄弟、姑嫂等亲戚之间的站队。

　　（三）关于军事与地理

　　方镇，门阀士族在权力方面的体现与分配。配合长江地理位置更为清楚：荆州、粱州在上游，徐州、兖州、扬州在下游，中间地带为豫州和江州。上游门第较高者居江陵（荆州），而位低且有武力者居襄阳；下游门第高者居建康（南京），而门第低且有武者居京口。门阀之间的斗争在军事上就体现在各自占有方镇上。

　　在所有的方镇中，需要特别介绍京口，内镇优重，郗鉴在此长期经营，谢玄在此创建北府兵，既可以控制三吴、抵御海盗，又具有最重要的拱卫京师的职能，可以说是得京口者，得建康。

　　流民和流民帅一直是江左政权需要处理的问题，既需要流民为兵、流民帅为将，又有门阀士族对其身份的轻蔑和对其武装力量的担忧。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因其身份特殊，需谨慎对待，如郗鉴以流民帅的地位，为晋明帝引流民兵平王敦之乱；庾亮一意孤行，征召流民帅苏峻入朝被拒后酿成苏峻之乱。

　　（四）如何跳出时代、阶级和民族之囿？

　　作者田余庆先生认为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得双重性质，主要是民族入侵之战。

　　前秦失败的原因在于时机不正确、条件不成熟。彼时，苻坚有灭吴之战作为淝水战的战略蓝图，又肩负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起的强制作用（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要发动南进战争），所以毅然发起南下战争。但当时北方民族融合发展不到相应水平，又未积蓄到一定的统一南方的力量，氐苻氏的失败是必然，北方各民族要发展、酝酿出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并逐步统一北部后才具有一定基础。不以统治者一人汉化程度评判、不因大部分人群而定，而是兼顾整个民族的大融合，这需要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

　　士族门阀的选择也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面性。永嘉之乱后选择留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经十六国和北朝，维持了较为保守的门风，重儒家传学，重聚族而居，一直到隋唐时期还能保持固有势力。不过亦有一些士族在此期间消失在历史中了。而选择南渡的士族有的扬名显世、彪炳史册，却无强大的宗族和土著根基，一旦政局变化，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江左入隋，昔日繁华只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了。

　　以上，如何跳出时代、阶级和民族的囿于？我认为读史。

　　（五）田余庆先生之伟大

　　田先生饱读经史子集，本书中引用的文献多见于《通鉴》、《太平御览》、《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和《晋书》、《宋书》、《魏书》、《南齐书》等二十四史，稍小众的如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明代于慎行的《谷山比麈》亦有所引。

　　旁征博引，论证观点。他既推崇陈寅恪先生（p. 301），又在大家之言基础上提出自己看法，将陈先生提出的侨姓北府为次等士族概念拓展至还应该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人；同时，善提出自己观点并加以论证，比如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从袁绍、曹操交争看到社会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是卓越之见，但若贯穿几十年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是忽视了曹氏业已转化为皇权这一本质实际；田先生常拓展细节知识，以余英时先生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论证学术思想演变与政治演变很有关系；在本书中，田先生长于逻辑推理和以相关人物史料补推士族门阀中缺失的族谱人物，比如桓温庙祭不及于祖的大异常下掩盖的桓范被诛、桓氏成为邢家的过往。

　　最后，田余庆先生的人民历史观送给大家：

　　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土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政治读后感 2

　　《学术与政治》一书，是韦伯分别在1917年和1919年所做的演讲。面对台下大批优秀的慕尼黑青年，韦伯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为题，向动荡时期德国的年青一代阐释学术、政治作为志业的外在条件和内在要求。读完此书，感想颇多。

　　一、意义困境：学术何为

　　韦伯曾经发问：“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

　　把学术作为一项志业的预设是，学术具有意义。如果说学术不能担负起信仰的重任，也不能作为人生指南，那么，学术的意义何在呢？

　　毫无疑问，学术是追求进步的。这也同样意味着一个学者耗尽毕生精力完成的作品，将在数十年内被超越。“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要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所以我认为，学者的心境乃是：明知有朝一日自己的毕生心血会被超越，会被更为出色的所掩盖，却仍然全心全意付出，对自己所选择的志业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学问出于至诚，最伟大的学者往往具有一颗孩童般的赤子之心。“就学术本身的观点来说……将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别人超越；这不仅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随着人类理知化的进行，人们越来越相信通过计算可以掌控一切，除美化过程外，同时带来的还有人类支配欲的增强。处于进步之中的生命永无止境，也不会有人觉得此生活够了，而坐等寿终正寝，死亡也变得毫无意义。在一个“追求进步”成为生命价值的时代，学术虽然无法成为先知，但却仍然有自己的使命。只有学术有自身的使命，才谈得上成为一种志业，吸引无数有志者为之奋斗终生。而这种使命，简单地说，就是追求进步，追求“过时”。

　　如果说学者该坚守的是自身的清明，时刻不逾矩的话，那么，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最需要坚守的则是自身的自由。“韦伯对‘讲台先知’的批评，其实是要保护科学的自主性，使它不致被误用、滥用。他不希望见到大学被误作教会的、教派的或官方的附庸机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警醒自我，就是源于自由对于学术之重要性。完全可以说，自由是学问的灵魂。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学者必定是精神上的勇士，不畏权威、不畏权贵，敢抒己见，敢疑经典。学术贵在独立，绝不可沦为政治的婢女。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还是一种价值立场。学术的目的只能是为学术本身而学术，绝不能承担学术之外的任务，比如道德教化。学术不能离开一时代之文化的熏陶。学术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既融入其中，又保持批判的距离。

　　二、一些零碎的思考

　　韦伯在一百年前发出的.声音，依然振聋发聩。近代化过程充斥的机器轰鸣，碾碎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宗教权威。世俗社会中物质欲望的膨胀，使人们的经济境况日益丰裕，娱乐生活日渐丰富多彩，而与之相伴的却是精神世界的日渐空虚。在现代社会，个人成为原子体，人与人之间熟悉而陌生。在一个物质至上、充满隔膜的时代，何处追问人生的意义？

　　物质扩张在学术领域的表现是实用性学问被尊崇到过分的程度。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入被视为显学的经济、管理等效益行业，而古老学问如历史研究则显得孤独而落寞。实用性技术的好处立竿见影，对经济收入的提高作用也十分明显。相比之下，历史学、社会学等知识倒成了“无用之学”。但是，如果人生之意义就在于追求经济之效益的话，的确是辜负了一世年华。物质生活固然重要，精神高贵也必不可少。如果人人都对钱权趋之若鹜，谁来守护精神家园？所以，真正做大学问者，一定是淡泊名利的人。真正的精神贵族，一定是在闹市中守望林泉的那个人。

　　由韦伯的著作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个矢志治史的人，学生时代收获的梦想至今仍然守护。作为一名党校教师，要讲政治理论，离不开对历史的研究学习，对社会学、历史学内心充满热爱之情，但多少又带有些“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遗憾。我曾经立誓：文史为师，琴画为伴。但现在看来，以史为师看来不太合理，学问不能用于指导生活。我又曾经说过：以历史为信仰，看来又不太对，学问只能是学问，不能鸠占鹊巢当作信仰。当我看到历史课本上麦加朝圣的图片时，我默默感动着。或许，对于治史者来说，一生的事业都是在进行一次次的朝圣吧，以毕生之精力去朝拜真实，毕竟，求真是历史的灵魂。

　　在当下的各个大学中，经济、管理等学科人头攒动，而历史之路似乎显得很冷清，如同弗罗斯特所说的：“芳草萋萋，十分幽寂。”也许，历史被视为“无用之学”是对的，如果有人问历史能带给人们什么，我想即使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此也会瞠目结舌。在立竿见影的功用面前，历史是无言以对的。或许，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能做的，唯有坚守，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住内心的清明和当下的责任，因为我相信一句话“读史使人明志”。

　　政治读后感 3

　　今天起床太晚，读了下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对于中国农村的乡镇政治又有了定的思想认识，而且对于农民的生存状况及镇级干部（好的）的些疾苦有了定程度的了解。其实他们的日子也挺难过的，两头受挤（上面是国家和县级政府，也是村干部和农民）。另外，我也对乡镇领导层内部的些暗面，如用尽各种手段迫使农民上缴各种税收与提留，多方禁止有为青年人入党以维护其既得利益，等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觉得，作为国家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就如他们自诩的“八品芝麻官”，他们要想有番大的.作为，确非件易事。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着下层民众，事事处处都要跟农民打交道，既为了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同时也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以及各种既得利益。而农民大部分又都那么贫穷，而且权利观念和法治观念又那么淡薄，所以很容易激化二者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农民太穷了。如果农民真正富起来了，谁还会在乎那两个钱，甚至为此不惜和乡镇干部拼命呢？这就是说，国家的富民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基层，上下之间缺乏真正的沟通与互动。或者如人大教授所言：农民的知情权被剥夺了。于是，农民便成了“愚民”。而这也许正是很多中下级干部所想要的，为了提升他们的“政绩”，为了保证自己的加官进爵，于是把当地的农民给“牺牲”了。其实，这也是导致农民普遍贫穷的另个重要原因。农民本身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可是为了完成上级指标，标榜政绩突出，这些官员们就得不惜以出卖农民为代价了，也许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说，这是中国长期的专制集权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种产物。

　　然而，平心而论，你们这些官员们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了吗？如果你尽心尽力还没干好，这证明你能力不够或者处事方式不对头，那你就应该引咎辞职，或者及时改变处事策略；如果你虽然有能力但却不往正道上走，不是心为民谋福利，而只是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全然不将农民的疾苦放在心上，那么就应该坚决拿掉你。该坐牢的坐牢，该正法的正法。王子犯法还得与庶民同罪呢？

　　这又引申到另个话题，也即中央和政府所制定的指标和任务的事。其实，这本身就是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作怪，而其直接后果和影响便是以广大农民的“牺牲”为代价。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像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等，农民的这种无谓的“牺牲”实在太多太多，我们不想也不愿在国家新的建设时期中再次看到。国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民的生活富裕，然而却采取了种错误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即便如此，中间也似乎缺少了种缓冲机制，因而也使得这机制缺乏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这种思维方式和错误做法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转变和纠正，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新的届政府在实行亲民政策的同时，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政治读后感 4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化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作为一个生活在城邦时代的著名学者，更是作为一个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实际生活和生存的环境的影响，书主要是在一个城邦的范围内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为作者考虑各种问题的基础，还有受其当时的观念的影响所有的问题的讨论都是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作者的问题处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者首先通过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质、城邦目的和形成。亚里士多德的在论证城邦的本质的时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构成因素并在“公民”这个要素上广泛的论述，在公民构成的城邦里，作者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物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和今天以年龄分界不同，而这部分的人民参加和决定是城邦的最高权利和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人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质就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关于城邦的目的和形成作者是在把人类社会要达到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这中间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事本质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与动物的关键，而这三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 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 少数人统治 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 贵族政体 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 平民政体 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凡是属于最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关注的事物”。人类从那时到现在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年轮也深深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了，但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现象在当代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的，人类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的真实渐进是转变，但一定不是到最后完全的没有以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想象一下一

　　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政治读后感 5

　　针对很多名人的暗杀本身是一个“局中局”，刺杀者本人执迷不悟地相信是自己的那颗子弹杀死了受害者，其实在他动手的那一刻还有子弹从别处射过来，甚至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被发射。

　　在非信息化时代，最完美的杀人方式便是“局中局”，组织者找了一名身世简单的`人并蛊惑他去刺杀目标人物，但是当他扣动扳机或者伸出匕首的那一刻，还有其他的职业杀手就隐藏在周围并趁乱出手。

　　公众看到的那名暗杀者只是个替罪羊，致命的伤害往往来自其他职业杀手，而职业杀手最终不会被公布出来，因为雇佣他们的人有非常强大的背景和关系，他们可以阻碍司法机构的调查，通过金钱和权力迫使媒体不能正确报道。

　　我们熟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兄弟，以色列总理拉宾，戴安娜王妃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刺杀的，最终被处决的也是那名被公众熟知的替罪羊，真正的杀手及其组织者完美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真实的情况无法被揭露，变成了地摊文学里的传说。

　　当然最近一次“局中局”暗杀是金正恩刺杀他的兄长金正男。两名不知真相的女子被雇来辗转好几个机场进行刺杀演练，做着“先蒙眼睛然后假装认错人并道歉”的户外游戏，一旁有人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传到网上赚点击率，只是在最后一次她俩手上涂有致命毒剂。

　　原本这也会是一场替罪羊式的刺杀事件，这两名女子对刺杀一无所知，最后一次之后她们会发现原来的雇主早已不知所踪，什么都审不出来。只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有太多的摄像头拍下了这个团队的踪迹，最终使这个刺杀事件才被公之于众。当然即使公布了也无济于事，因为真正的凶手策划者依然逍遥法外。

　　政治读后感 6

　　最近半年，看南北朝的历史比较多些，但书的质量良莠不齐。有的书感觉比鸡肋更鸡肋，就如前段时间读过的《从草原到中原：拓跋百年》，有的书比经典更经典，比如《东晋门阀政治》，有的让人耳目一新，就如《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有的让人看得条理清晰，就如这本《悬崖边的名士》。

　　这本《悬崖边的名士》是以名士为视角来反映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从建安时期的三曹和建安七子讲起，讲到正始名士，讲到竹林七贤，讲到西晋初年的石崇们，最后讲到南渡后的最后的名士。

　　作者在讲诉这些名士的'过程中，穿插了讲诉了很多历史事件，比如曹丕称帝、高平陵事件、魏晋禅代、八王之乱、王敦之乱、桓温之乱、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和晋宋禅代。每个事件都介绍得很简单，不过很清晰，对于了解这段历史的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至于其中的史实，虽说有些我觉得有待商榷，但总体应该没有问题。

　　书中同样介绍了很多的成语典故。魏晋时期，似乎每件事情发生，都会产生几个典故或者一些成语，有些耳熟能详，如杯弓蛇影、看杀卫阶等，有些不太熟悉，这样，就算把这本书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读物，也是挺不错。

　　这本书最出彩的地方，是把各个时期的名士的特点明确的告诉了读者。正始名士因为有其内涵，所以是从内到外的风流，而东晋的所谓名士，只得名士之形而失其神，只为了表现自己的名士风度而已，就如如今的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

　　是真名士故风流，假名士，只剩下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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