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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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工作建议

本报北京3月7日讯记者刘百军“为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建议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何剑文拟领衔向大会提交关于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的议案。

社区矫正工作建议

何剑文在该议案中表示，2005年6月，云南省开始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经过三年半试点，云南的社区矫正工作于2009年1月1日在全省全面推开，取得了显著成效，重新犯罪率为0.17%，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解除矫正人员全部落实安置帮教措施。全省16个州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均已批准成立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已设置社区矫正机构113个，占应设机构87.6%。全省司法所现有社区矫正专兼职工作人员2640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4749人，社区矫正社会志愿者2230人。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进和社区服刑人员增加，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虽然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但是社区矫正法没有出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依然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目前，云南省1369个司法所，所均不足两人，而司法所却承担着9项工作职能，人员编制不足已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因此，急需增加基层司法所政法编制，并明确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为警-察身份，以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随着社区矫正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的深入，工作所需的装备、器材、经费等物质保障与实际需求还不相适应，急需出台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办法，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并根据工作发展需要，建立动态增长机制。

何剑文等代表的议案建议，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2006年4月，作为全省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单位，合肥市在肥东、瑶海、庐阳三个县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7年9月，全市90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全部开始接收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创新方法，稳步推进，成效明显。截止2010年6月30日，我市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316人，目前在册740人。其中男性664人，女性76人;城镇户口250人，农村户口490人;管制38人，缓刑630人，假释40人，暂予监外执行19人，剥夺政治权利13人。工作开展以来在册社区服刑人员未发现重新违法犯罪。

一、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全国性立法和地方性法规均为空白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活动，必须具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目前，各地试点工作的基本依据是两高院的《通知》，缺乏系统、全面指导工作的专门立法。由于《通知》和相关刑事法律的冲突导致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不协调，实际工作出现了执法和执行相分离、责与权相脱节的情况。根据相关刑事法律规定，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仍然是公安机关，法律所赋予公安部门的执法主体资格既不能撤销也不能转移。公安机关不再是社区矫正工作具体承担者，但仍然是此项工作的考核责任单位;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具体指导、管理、组织者，却没有刑罚执行权。随着公众法制意识的提高，一旦社区服刑人员质疑司法所人员的管理权力，矫正工作人员就要陷于无法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窘境。合肥市只是在2006年5月，由市委、市政府两办下发了《合肥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但不是地方法规。

由此可知，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的依据仅是两高《通知》和市委市政府两办的《试点方案》，既无全国性的立法为依据，也无地方性法规作为工作实施细则。

(二)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流程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创新工作，衔接流程手续都在探索之中，而《刑法》《刑诉法》及治安处罚，劳动教养等工作已实施多年，法律已相当健全，各方面的衔接均十分规范。

我市自2006年3月开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先后制定下发了多个文件，规范衔接流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司法行政机关接受的社区服刑人员数量远远少于我市被判处非监禁刑的人员数量。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衔接过程存在脱节;二是工作存在盲点，我市三大开发区和七个县区工业园没有司法行政机构，无人从事司法行政业务，工作难以开展。有的法院、监狱特别是外地法院判决和监狱在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文书送达还不规范，常有脱节现象发生，社区服刑人员主动到司法所报到，而相关法律文书才送达到区司法局，这样容易产生脱管、漏管现象。另外，法院对非本地户籍的被告人犯罪在适用缓刑和社区矫正时非常谨慎，主要是对被告人适用社区矫正的无法及时监管，对社会有不稳定因素，难以达到社区矫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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