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是具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美誉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以下是由小编整理关于国富论读后感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国富论读后感（一）
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读下来，使我不由得对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学问敬佩不已，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斯密这样的伟人，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和发扬下去呢？
国富论读后感（二）
第一次看到<国富论>这本书，只看了第一章的论分工，身受震撼。相恨见晚。200多年前就有这思想，使我对西方国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影响人类文化100本之一果然名不虚传。原来我们现在所学的很多内容几百年前西方就有了。以前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价值劳动市场的一些概念，对马克思真是佩服。呵呵。原来很多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我想马克思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思想。
17世纪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是亚当—斯密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了人类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其之前普遍是靠人的双手及简单的工具劳作，
生产力非常极其低下。整个社会发展及生活节奏非常缓慢，而人的思想相对也是呆滞不前。
第一次工业革命典型的代表就是蒸汽机，才有比较现代的工具。如火车，轮船，蒸汽抽水
机等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大批的工厂开始出现。至此世界的发展节奏明显加快，大踏步的发展。而人的思想也大踏步的进步，也才有牛顿等那个年代的很多伟大人物。
亚当—斯密提出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就在这大背景下产生了，他的观点跟第一次工业革命有相当大的影响。所谓生为逢时。
自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其当时的思想水平及生产率远远高于其他各国。综合国力无人能敌。也难怪称日不落帝国。单纯的说英国的财富完全建立在掠夺殖民地人民血汗的基础之上，那是片面的。
那时候我们的中国呢？正是清朝，谈不上发明。满族是在草原靠骑射的一个民族，相对的起知识很原始。偶想那时候他们觉的马是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了，有马就够用了。虽然发明了火药也有火炮，这只单单在军事上单纯占有一些优势，但是社会的进步需要更多的是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
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思想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很有可能其影响力远远胜过技术，思想和技术应该是相互的，思想的进步都可以推动技术，
反过来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思想的进步。比如分工的概念，亚当举了一个很好的以扣针制造业例子。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
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
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做出来的数量远远高于每个人单独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
亚当—斯密在1773年也就是236年前系统提出了分工这个概念。其实分工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经无意识存在。只是没有系统的科学提出分工的概念。现在在社会的各个组织普遍存在。可以这么说，分工改变了世界。
分工有很多优点：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提高生产绿。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这可以使管理方面压力大大减小，
第三，更容易发明新的机器。分工后会考虑用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工作中某个环节的劳动和减少人的因素。亚当看来机械的发明，也可能起因于分工，
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以及产生新的思想。以至现在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团体军队系统教育机构都有各组织的分工。将来分工还要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有了进步的思想再加上先进的技术，社会进步与发展水到渠成。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与科学技术，思想更重要。
国富论读后感（三）
财富从何处来，又根据什么在人群中自发分配？为了弄懂这个问题，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拜度读了被喻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出版于1776年，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诞生。亚当斯密着眼于他所观察到的尚未出现的工业革命的世界经济。首次系统分析了国民财富产生分配于持续运转的内在规律。他认为人类利己的动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推动一切经济行为，同时强调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干预，并给予贸易自由的发展。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在《国富论》中，亚当，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我认为这本书比较受重视的还有劳动价值，在这里作者基本阐明了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的劳动关系就是吸收工人身体里面的体力，当工人自己的创造的价值和他们的劳动所得持平或者低于自己所创造的价值的时候，资本家肯定会裁员，作者把这种劳动关系理解成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这也最贴切不过了。
总之作为一名财经大学的学生，《国富论》是必读物。通过这本书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市场中存在的优点与缺点，为今后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为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条件。
国富论读后感（四）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的经典代表作。这本书的初版为1776年版本，它能够和当时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后人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可见其历史价值之高。而我读后也受益匪浅。
《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示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活动的本质、心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大改变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人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从人的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自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也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矛盾的内心世界。人们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人的活动，是人们追求自身来自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实现每个人的最大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工。他认为分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必然有不是自己专长的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生产。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分工，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过分工，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大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大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其分工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工的好处，从而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无谓损失。斯密也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自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动，因而，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生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一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即主张自由贸易。此观点，无论是后来的绝对分工理论，还是相对分工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国富论读后感（五）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出市场与制度之间联系的理论，但作为“苏格兰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从他的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重读《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来看，这两者也确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市场鼓励个人的自由交换，并通过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来保证这一交换的顺利进行。个人的行为只受价格、道德、法律等自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创新自此才真正得以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市场和法律良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不断彰显。创新精神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个人的自由得到足够的保障之后随之而来的产物。反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个人自由的觉醒。即使清醒如鲁迅者，也只不过徒然的呐喊，最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已。皇权专制的思想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的市场机制先天不足。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民族的总精神决定了这一民族国家的性格。中国的总精神里面缺少了对个人的关注、对自由和法治的关注，却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两千年的循环。
亚当·斯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弥补中国存在的缺陷，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国富论》的逻辑去谋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让个人自由伴随市场发展的最佳时机，改革的红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断侵蚀。庆幸的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若干年后，2001年将会被视作中国改革的分水岭。正是因为WTO的身份认可，让中国迎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开放带来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开放，我们的思路在改变。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们不断提及，这一切来之不易。当务之急是将市场机制的完善与个人自由的发展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就这一思想而言，没有亚当·斯密更适合的代言人。在中国，亚当·斯密必须成为新的“马克思”。只有作为一种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动去践行，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改革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的真正发展，也就不可能推动法治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中国输不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没有时间去选择。基于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让十九世纪属于了英国，二十世纪属于了美国。如果中国人能读懂了《国富论》，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真的会属于中国。
“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中我最偏爱第四篇第二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此书最精华的部分。每一次的阅读我都从这里开始。以上引用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段落，“看不见的手”理论自此进入世人视野，被无数次的顶礼膜拜。我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对其进行解读，阐明它对于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二个启示。
“看不见的手”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引导我们的经济交换。价格作为一种信号，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市场则是能最大限度发挥价格信号调节功能的机制。所以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政府什么都不要做，只要维护好市场的运转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来，个体分散的竞争可以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使得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这一个看似很不合理的结论，亚当·斯密并未作出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是他的弱项。但这无损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后世两百余年的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退出这些事实让《国富论》的预言成真。也让亚当·斯密站到了经济学之巅。而经济学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对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作出了极其严密的数学论证，这里不予赘述。既然市场机制如此完美，是不是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一无是处呢？换句话说，“鼓吹”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如何看待政府的存在。我在《国富论》的第四篇第九章读到这样的字句：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在我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它告诉我们，在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的时代（彼时的英国，此时的中国），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我们需要的。传统的中国，政府极度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市场从未主导过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就更是天方夜谭。直到最近的三十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尝试着让市场来说话。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摸到了看不见的手，它拉着我们完成了初始的劳动分工和产业形成，带着我们走出了制造业拉动的中国崛起之路。然而，缺乏内在基础的市场机制是难以持久的。市场化才刚刚累积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一场金融海啸，就让中国重新走上了国有化的不归路，一不小心，粉身碎骨。我们其实还没有学会走路，现在就想跑得比人家还快。诚然，现在的时代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时代，政府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脱离实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由。客观上讲，中国连真正的市场经济都算不上。政府在我们这里，从未退出过市场，让价格完全独立地引导个人的经济事务。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后面始终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现在，这只罪恶之手竟然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妄图扼杀“看不见的手”。所以面对畸形增长的2009，我无言以对。那些空谈国家与市场并重的善良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并不是不需要维护的，它其实很脆弱，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才可以得到。我们的市场机制刚刚起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很多人却叫嚣着市场化过头，把制度转型的成本全部嫁祸给市场，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我倒是很想多买几本《国富论》，免费送给他们，好好读一读。
最近很多的思考集中在了中国的制造业。在某种意义上，制造业是继农业之后，推动中国三十年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按照主流的观点，将这次金融危机看作中国改革的拐点的话，在我看来，制造业依然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这部分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重读《国富论》，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这是本次阅读所得第三点启示。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概念开始的。而在《国富论》的第四篇中，他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系列讨论，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准确阐释。个人认为，这是他书中最富逻辑的部分，也是他对于微观的经济分析所做的最大贡献。绝对成本优势概念的主要涵义，简而言之，即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结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毫无疑问，廉价劳动力！显然，中国要发展的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禀赋优势的行业。哪个行业最能有效吸收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制造业！只有通过制造业，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如此简单的逻辑，却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当产业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时，我们很少反思有没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机迷惑着我们的视线，繁荣的中国经济阻挠了我们清醒的思考。重新认识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找准经济发展的方向。当然，关于究竟是内需，还是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意义，属于另一个问题，在这里就不作讨论。毕竟我只是想说清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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