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的诗歌有哪些主要理论

《毛诗序》与抒情言志的诗歌理论

毛诗序的诗歌有哪些主要理论

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 (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尧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便《尧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 ;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而这里所说的志，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

《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毛诗序》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专论。即此而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已经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注意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确地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去论述产生诗歌的动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观念。

《序》文一开始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就不仅是承传了先秦以来所认识到的诗歌是心志、怀抱等理性表现，而且阐明了理性表现要靠情感的萌动。固然心志用语言表现出来就是诗，但语言表现则须情动，而且只是语言还不足以成为《诗经》中辞、乐、舞合一的风、雅、颂的诗，还须情感更强烈的嗟叹、长歌、手舞足蹈。所以《序》文接着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进一步指出了诗歌在情感的强烈抒发过程中所创造的审美属性，以及由艺术美而引起的巨大感染力。应该说，《毛诗序》以上对《诗经》情感特质的论述，除了因为当时诗歌创作尚未从附属于音乐舞蹈的初始状态独立出来，成为自觉的语言艺术，故而表现出的混于乐、舞的局限性之外，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接近了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理论。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对后世诗论影响极大，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关于诗缘情以绮靡的缘情说理论就始于此。

但是，《毛诗序》以上对诗歌情感特质开创性的论述，在下面评议所谓《诗经》的六义四始时，却又陷进了先秦儒家诗教所论只能为礼义政教服务的怪圈中，而出现了矛盾和谬误。这段全文如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个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里所说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先王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礼义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情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情，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情 ;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刺时，也一定要主文而谲谏，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前面情感论所放出的光芒也就开始暗淡了。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尖锐批评的：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因此，在论述六义四始时，只涉及了与为王政教化服务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四始：风、大雅、小雅、颂，至于艺术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则只字未提。这样就又为后世俗儒完全屏弃情感，力主先秦落后的言志说打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作《毛诗序》，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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